光荣与梦想—江津市市长唐昌放与江津长江公路大桥

2013-2-1 00:00| 发布者: 江津在线小唐| 查看: 10765| 评论: 0

摘要: 聂荣臻元帅与唐昌放（后右）、杨辉宗在一起 ——编者:任正铭封林大桥建成之日，将是江津经济腾飞之时。——唐昌放 1994年2目28日，这是一个令江津人民永远难忘的日子：江津市与马来西亚满景（香港）国际有 ...

    聂荣臻元帅与唐昌放（后右）、杨辉宗在一起

——编者: 任正铭封林

    大桥建成之日，将是江津经济腾飞之时。——唐昌放

    1994年2目28日，这是一个令江津人民永远难忘的日子：江津市与马来西亚满景（香港）国际有限公司合资修建江津长江公路大桥的合同，在重庆扬子江假日饭店签订生效。万里长江上第19座大桥将第一次由县级行政机构为主架设。江津，再一次成为了海内外人士注视的焦点。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等二十几家中央、省、市新闻单位，相继作了报道。香港《文汇报》、《大公报》、《华侨报》等数十家海外报刊，先后发布了这一消息。

    145万江津人民世世代代的夙愿，将由梦想变成现实。

    《政府工作ǜ妗?代表们的心愿通读《资本论》

    自学英语竞争到基层掌声和眼泪

    初春的夜晚，月明星稀，春寒料峭。唐昌放伫立在窗前，凝思苦想。写字台上放着一份《政府工作报告》草稿。妻子高丽萍一觉醒来，看见还站在窗前的丈夫，不禁劝道：“都快半夜了，有什么工作明天再说。快睡吧。”

    唐昌放心里有事，怎能睡得着呢？他作为江津县代理县长和刚刚撤县设市的首届市长候选人，深知肩上的担子沉重。可不，在即将召开的人代会上，他将代表政府作工作报告。为组织《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他征求人大代表的意见和研究历年人大提案时，发现江津老百姓几乎是众口一词地希望政府修建长江大桥。愿望之强烈，呼之欲出。修大桥要多少钱？3个亿！在江津当时财政收入最高的1992年也仅为9137万元，即使每年倾其所有积攒，这种等待也注定是漫长而痛苦的。

    然而，唐昌放也深深知道，江津人想要有一座长江大桥的梦做了很久很久。

    在江津，从南齐永明五年（公元487年）建县至今1500年历史长河中，曾留下过多少关于有那座桥的神话传说和没有那座桥的扼腕叹息。

    江津境内127公里的长江，自古以来把江津分割为南北两片。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城区位于南岸，而成渝公路、铁路均从北岸经过江津地界，与重庆、成都相通。连接长江南北两岸的曾经是那些摇摇晃晃的小木船。1956年江津修建了长江车渡，由两只驳船双班渡运，设计渡运能力为576辆／日。改革开放以来，江津经济迅速发展，长江车渡平均日渡运量达1650辆／日。更不要说每年60天的雾期，3至10天的洪峰停航期。渡口排队、拥挤、堵塞的现象，在江津已成为历史的沉疴。难怪乎西藏的一位驾驶员说：“有车走遍天下路，就是怕等江津渡。”

    江津人世世代代翘首以望，企盼着烟波浩淼的江面上，能像仙鹤展翅突然出现一座桥，一座不分昼夜可以从南北两岸来回遛达的桥。

    上两届县委县府，经过反复调查研究，已把修建长江大桥作为江津九十年代的三大任务之一来抓。经过艰苦奋斗，1992年12月10日，具有1500年建县历史的江津经国务院批准，正式宣告撤县建市。1993年1月10日，国务院公布江津四面山为第三批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三大任务已完成两件，万众一心盼望的就是修建长江大桥了！真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呀！但是，天文数字般的建桥经费从何而来？——因此，连领导层的同志也认为，三大任务中，修建长江大桥是最难最难的。

    修建长江大桥的事写不写进《政府工作报告》，对于与共和国同年诞生的唐昌放来讲，无疑是一个重大考验。他面对浩翰的夜空，感觉那漫天星星仿佛是江津145万人焦灼的目光在注视着自己，在希冀着他作出历史的选择。唐昌放心潮澎湃，起伏万千，想得很多很多，很远很远。

    父亲唐文波是一个解放前毕业于政法学院的大学生，从事企业领导工作；母亲唐琪是一个医务工作者，他们都把严格教育作为对孩子最博大的爱。无论是在重庆巴蜀小学读书，还是在重庆市五中学习，唐昌放都能牢记父母关于“人一生的价值就体现在尽最大努力为别人办一些好事上”的教诲。他刻苦学习、全面发展，备受老师和父母的喜爱。

    1969年，年仅19岁的唐昌放下乡落户到忠县万板公社当知青。生活的贫困、劳动的艰辛并没有磨蚀他的进取心。他曾用4天时间就为生产队搞完了过去由会计要花一个月时间才能完成的年终决算。他以埋头苦干、勤奋务实的精神先后荣获公社、县“五好知青”称号。至今，他仍感慨地说：“在当知青的两三年里，看到农民劳动的艰辛，山区经济的落后，给我极大的震动，更加促使我去干一些对人民群众有利的实事。”

    1971年，唐昌放被招工到重庆第二机床厂当了一名工人。他珍惜这一份工作，连续五年被评为先进个人。担任班长后，他又带领一班工人拼命大干社会主义，曾创造过提前104天完成全年生产任务的纪录，受到上级的表彰。

    1975年，正是全国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热潮的时候。唐昌放捧起马克思的《资本论》，开始了自学。商品、货币、价值、利润等一系列政治经济学知识渗入他的心里，使他感到既新奇又困惑。他竟记下了十几本读书笔记。

    好学成“癖”、善于思考的唐昌放通读完《资本论》后，竟然怀疑中文译本内容是否完整、准确，于是想自学英语，啃读英文原版的《资本论》。在两年多时间里，他一直坚持每周星期六下班后，步行10多里，到英语老师处接受辅导。以至于在他考入四川财经学院时，外语成绩名列全年级前茅——许多落榜的考生此时才恍然大悟：“书到用时方恨少啊！”

    如果说，大学四年的学习生活使唐昌放的思想认识水平实现了“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的话，那么，当他毕业后分配到重庆市委宣传部当宣传干事、理论处副处长的几年工作实践，又使他的思想认识水平经历了“从理性认识到实际工作的又一次飞跃”。1984年，他参加了江津县委和重庆市委宣传部联合召开的“商品经济理论讨论会”后，在中宣部《理论动态》刊物上发表了颇有见地的文章。以后，《论以中心城市为依托的经济之间竞争》、《试论经济体制改革的出发点》等20多篇经济体制改革论文相继问世。1986年，唐昌放被抽调到重庆市委超前试点改革方案起草小组，他从更高的层次上感受到了旧的经济体制的种种弊端，产生了强烈的冲动：投身到基层实际工作中去，经风雨、见世面、搞改革、创业绩——让理论宣传工作者的语言和文字变成造福于国家和人民的实际行动。

    1987年2月，经过报告、演讲、评审等程序，唐昌放作为重庆市委在“群体伯乐识骏马”中公开选拔到基层锻炼的机关干部，到江津县走马上任，担任了县委副书记职务……

    像一位骁勇的骑上，扬眉剑出鞘前的激动，使唐昌放心潮难平。终于要从“舞台监督”的角色，转换为主要演员，走上社会这个广袤无垠的大舞台了。他感谢组织的信任，同时也希望通过自己勤奋务实的工作，去赢得江津这个名扬全国的“帅乡”145万人民的信任。他深深地懂得，只有人民给予一个公仆的信任，才是实在的，沉甸甸的，也是最可贵的！

    1993年2月26日，江津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在江津宾馆隆重开幕了。市长唐昌放向大会做《政府工作报告》。或许是代表们对江津基本状况太熟悉的缘故，在听报告时，多少还有点“例行公事”的色彩。然而当唐市长在报告中提出，为了增强江津市级综合经济实力和增加人民的收入，将在今后五年拟办的八件事情中，第一件就是修大桥时，全场掌声骤起。许多代表噙着眼泪激动地说：“我们早就盼着这一天了！”

    “修大桥！”代表们惊喜之余更多的是担心：“能行吗？”《政府工作报告》白纸黑字地写着：“加快江津长江大桥建设的前期工作，争取早日动工，实现全市人民的夙愿。”尽管措词并非言之，信誓旦旦。可毕竟是《政府工作报告》第一次提到了修大桥的事。那时把这句话写进报告中，已经够唐昌放苦心思考的了。一些好心的同志主张还是避提建桥的事为好，以免承担说大话、放空炮之虞。而在市委、市府、人大和政协的鼎力支持下，唐昌放坚持认为，人民政府就是要为人民办实事、办好事，只有确定了目标，奋进才有动力，也才能激发破滏沉舟、背水一战的士气。其实，修大桥的经费在当时来说，是连影子也没有的事。能把它写进报告中，唐昌放也是悬着一颗心的。可他坚信“事在人为”。

    三个有利条件借鸡下蛋聂帅的关怀

    马来西亚之行三种方案大酒店谈判

    唐昌放在事业上是属于那种认准一条路，哪怕撞倒南墙也不回头的角色儿。对敢于把修建长江大桥这一艰巨的任务写进《政府工作报吉》，唐昌放解释说：“我何尝不知道修大桥的困难？但我自恃占天时、地利、人和三个优势：一是党的改革开放政策为我们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江津的地理位置和战略地位越来越重要；三是我周围有紧密团结、求实创新的一班同事，身后是梦寐以求修大桥的145万江津人民。”他坚信党的领导、群众路钱就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半个多世纪以来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

    是的，作为闻名遐迩的历史文化名城江津。物华天宝、地杰人灵。在这片沃土上，曾孕育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一的聂荣臻；还有革命烈士卞小吾、现任四川省政协主席聂荣贵；有世界著名航空技术专家沈永中；有著名电影理论家钟惦斐、“白屋诗人”吴芳吉、著名作家黄济人等一大批杰出人士。在这32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勤劳勇敢的江津人民艰苦创业。到1992年国民生产总值已达29.46亿元，国民收入为18.15亿元，江津市属工农业总产值25.26亿元。江津还是全国柑桔、商品粮、瘦肉型生猪、速生丰产林的重要基地。近年来，江津工业经济发展迅速，主体地位不断加强。1992年底，江津撤县建市，标志着江津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带领全市人民团结战斗的市（县）委、市（县）府两大领导班子，多年里保持了团结、勤奋、实干的优良传统。在前任领导辜文兴书记、康纲有县长带领下，一班人思想解放、求实创新，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一心一意搞建设、求发展。大家分工合作，相互支持，团结奋斗。尤其是党的民主集中制在班子里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大事情均经过集体讨论，各抒己见，而一旦形成决议就能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这种自觉的工作纪律性为每个同志放手开展工作，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基础。

    基于得天独厚的条件，唐昌放在大桥建设上思路开阔，措施得力。他和市委、市府领导认真分析了大桥建设上的困难，主要在于立项报告的批复和建设资金的筹集上。江津提出修大桥，毕竟还是全国第一个县级单位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在长江上架桥。上级有关部门根据江津的财力、物力分析后，希望江津长江大桥建设之事到2000年再“打报告”上来。面对重重困难，唐昌放并不气馁，江津人不可能等着攒够了钱再来修大桥，果真那样思维也不是他唐昌放的性格了。他需要的是“引资建桥”，即常讲的借鸡下蛋。为争取国家对大桥建设可行性报告的批复，那些日子唐市长亲赴重庆、到成都、上北京，风尘仆仆，多方联系。有一次在北京一蹲就是20多天，到交通部、建设部、国家计委，力陈江津修建长江大桥的必要性和有利条件。

    与此同时，作为江津长江大桥建设总指挥长的唐昌放，庚即与副总指挥长刘树人（副市长）、赵宗怀（副市长）、周秀模（市委常委、武装部政委）、罗成贵（交通局长）、涂基华（交通局副局长）一道积极研究引资方案。他们把大桥招商项目内容制作成书面资料，通过各种渠道在海内外广为散发；在《人民日报•海外版》等报刊上发布大桥招商信息，并通过参加重庆招商代表团到深圳、海口和香港、新加坡招商引资，寻找一切可能与外商合作的机会。这些措施有效地扩大了与海外人士联系的途径，先后有台湾等地的一些巨商对大桥建设投资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特别是唐昌放参加重庆市招商团在香港认识的晁荣集团董事长陈晁荣，与江津市政府有过较深层次的接触。这位在香港实力排列居第59位的财团首脑，希望能合资修长江大桥，只因在投资比例上未形成共识，而失之交臂。对招商引资，唐昌放一直坚持要把确保江津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要引入竞争机制，选择实力强、信誉好的外商合作。

    修建江津长江大桥，不仅凝聚着唐昌放和江津市委、市府、人大、政协及市有关职能部门领导的心血，更溶进了聂荣臻元帅、中央有关部委、四川省和重庆市各级领导的关怀与支持。

    唐昌放与聂帅仅见过两次面，但聂帅对家乡建设的殷殷深情却让他终身难忘。

    1989年10月26日，唐昌放与几江镇委书记杨辉宗、江津化肥厂厂长刘佐海一行来到了聂帅家里。聂帅坐在轮椅上，高兴地对家乡亲人挥动着双手。聂帅夫人张瑞华站起身来连声说：“欢迎你们。”周均伦秘书把唐昌放向聂帅作了介绍。聂帅对唐昌放说：“你们是家乡的父母官，一定要把江津的事情办好啊！”在谈话中，聂帅详细地询问了家乡经济建设的情况。当唐昌放汇报到江津政府希望修长江大桥时，聂帅很关心，连声说：“那条江修座桥好哟！”以后还亲笔题写了“江津长江公路大桥”的桥名，但他一再嘱咐这8个字要等江津长江大桥建成后才允许公布于世。聂帅对家乡无微不至的深切关怀，像一股暖流在唐昌放心中奔流，更增添了他抓好大桥建设的信心。

    江津市委、市府、人大、政协和各级领导积极开展工作，江津长江大桥的建设逐渐得到了上级领导机关和各方面人士的重视与支持。 1993日6月3日，国家交通部批准了江津长江公路大桥项目建设书，原则上同意大桥立项。喜讯传来，唐昌放和他的同事们不禁长吁了一口气：俗话说“万事开头难”，现在总算有了一个可喜的开端。接下来的大事就是如何筹集3亿元的建桥经费了！

    江津长江大桥亟盼招商引资的信息，恰似一石激起千层浪。1993年5月，一位在深圳工作的江津老乡把长江大桥招商书送给了马来西亚南发集团派往中国寻求投资项目的两位董事代良枝、王来发。代良枝、王来发看后十分感兴趣，当场表示将尽快来江津考察。

    1993年6月，马来西亚南发集团商务代表代良枝、王来发如约到江津初步考察，与唐市长及有关部门领导对大桥建设项目进行了认真磋商，并达成了意向协议：拟定双方采取合资建设的办法共同建设江津长江大桥，合资比例按工程总造价计算，马方出资80%，中方出资20%，并按投资比例马方收取18年过桥费。意向协议最后一款确定，中方代表须到南发集团考察后，再补充完善协议。

    10月19日，唐昌放与交通局副局长、长江大桥建设指挥部副指挥长兼办公室主任涂基华抵达马来西亚。在马的几天里，唐昌放和涂基华受到了南发集团的热情接待，代良枝和王来发董事陪同他们对南发集团下属的一些企业进行了实地考察，参观了由南发集团修建的伊斯坎达大桥、PLUS高速公路和怡保机场。他俩获悉南发集团在马来西亚是一个以建筑业为主的集团，南发总公司是股票上市公司，其下直接辖有24个分公司，在马来西亚建筑企业中，其实力是屈指可数的。由南发集团投资1亿多马币（相当于4亿人民币）兴建的南发全日式高尔夫球场阔达27洞，成为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最宏大的建筑之一。

    短短几天实地考察，唐昌放对南发集团的经济实力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但是，他颇感奇怪的是在考察观光之外，南发集团从不让他们接触其他人，也闭口不提投资修桥之事；而且，南发集团的董事长黄景裕先生一直不曾露面。

    一种不祥的阴影在唐昌放心中弥漫开来。但多年里养就的那种干事业执拗的个性使他决计，只要是为了江津的经济发展，无论将面临什么困难，都要沉着冷静，最大限度地发挥聪明才智，争取达到目的。

    在马来西亚的5天日子里，唐昌放身在异国他乡，却心在江津。回想在江津工作的7年来，每一次能够战胜困难，开拓前进，无不依靠的是党的改革开放政策，依靠的是集体的智慧和力量。

    1987年，唐昌放来到江津后，深刻地了解到江津是个农业大县。要使经济实现大的飞跃，在抓好农业这个基础的同时，必须着力抓好工业，要培育出一批国有骨干企业并充分发挥他们对江津经济发展的带头作用，才有可能增强江津综合经济实力。

    ——江津，在历史上素有“蚕桑之乡”的美誉，但多年形成的旧的管理体制，严重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在县委书记辜文兴、县长康纲有的大力支持下，唐昌放把茧丝绸行业作为江津经济体制改革的试点来抓。1988年成立了农工贸一体化、产加销一条龙的江津市茧丝绸公司。经过几年的风风雨雨，江津茧丝绸业已成为发展农村经济的四大支柱产业之一，茧丝绸公司成为了全市的财税大户。该公司独创“公司加农户”的“江津模式”已经走向全国。总经理袁芝明荣获全国著名优秀女企业家称号。

    ——江津水泥厂原是一个小型水泥厂，建厂时年产量仅为4万吨，至1986年也才达到8.8万吨。唐昌放根据该厂地理位置优越、资源丰富的优势，由政府出面争取项目，引入贷款资金进行了重大技改。第一期工程竣工后，该厂年产量达20万吨。二期工程完成后达50万吨。1993年实现的利税在重庆排列第21位，该厂一跃进入重庆工业企业50强行列。

    ——江津化纤厂是一个多年来严重亏损的企业，从1988年至1991年，这个仅有200多人的小厂，亏损额已达307万元。唐昌放在该厂组织技改时，发现了副厂长周锡伦是一个人才，便请他担任了化纤厂厂长。一年后，周锡伦就使该厂扭亏为盈，并获得全国“降损工作先进单位”称号。

    思路对，经济兴。短短几年，江津综合经济实力大大加强，正在向城市化、工业化挺进。1993年，江津市被评为101个“中国明星市”之一。

    尽管前进的道路上充满了艰难曲折，但唐昌放与前任领导辜文兴、康纲有等一道，带领全市人民，励精图治，让一幅壮丽的蓝图逐渐在万里长江之滨变成了现实。

    “事在人为”，唐昌放再一次告诫自己。

   五天考察已近结束。临别之时，南发集团董事长黄景裕先生终于露面了，在公司的高尔夫球场餐厅为唐昌放饯行。

    豪华的餐厅、丰盛的酒宴，并未激起唐昌放多大的兴致。几天来，通过细微的观察，认真的审度，对南发集团决策人士就江津长江大桥建设项目的心态，他已有大体的估摸。凭着过去数次与外商打交道的经验，唐昌放清楚地知道，外商不是来华办慈善事业，他们考虑的是投资回报；而与外商接触中，“诚”与“信”则是沟通双方的桥梁。按照前次的江津协议，我方承诺的事都办了，甚至协议中没有规定的，我方考虑到为马方着想也做了。所以早有各种准备的唐市长反倒想看看马方的态度。席间，黄景裕在解释自己这段时间公务缠身，未能拜望唐市长的原因并特地致歉后，突然冒出一句：“大桥怎么做才好？”

    看着这位身体壮实，留有一道黑胡须的董事长，终究还是问及江津长江大桥之事，唐昌放从容地把他的构想和盘托出：

    “如果贵方尚有合作的愿望，我们为黄先生设计了三种方案供选择：一是无风险投资，即贵方以贷款的方式投资给我们，年利率按20％计算，由政府担保，我们在10年内连本带息全部还清；二是半风险投资，由贵方投资建桥，我们在8年内付还全部投资，5年内由贵方收取过桥费，因为车辆流量是个变量，所以这种投资方式带有半风险性质；三是全风险投资，如前次协议所言，双方按比例投资，贵方按投资比例收取18年过桥费。”

    黄景裕问道：“是什么支撑着你们这三种想法？”唐昌放侃侃而谈地把江津在长江流域的历史地位、经济现状和发展前景作了概略介绍。一席话说得黄景裕兴趣盎然，当即表示他将来江津看一看再说。

    事后有人告诉唐昌放：其实6月份代良枝、王来发带回的方案，在南发集团董事会上已被否定了——其根本原因是马方经过测算基本上无利可图。至于邀请唐昌放一行访马，仅仅是为履行原协议上的最后一项条款，纯属礼节性的程序而已。

    唐昌放在马来西亚的一席话，说得黄景裕怦然动心。一周后，他亲自带领董事和专家共7人奔赴江津，在车渡、先锋、圣泉三处用他们带来的仪器测算汽车流量。几天后，当唐昌放看到马方测出的江津车渡流量为每日2100至2200辆之间时，笑着对黄景裕说：“你们测得并不准确。江津车渡的日平均车辆流量约为此1600至1700辆之间。因为，目前是柑桔出产季节，运输柑桔的车辆大增，车辆流量要比平时大得多。”闻听此话，黄景裕不禁肃然起敬，深为唐昌放的坦诚与大度所折服——同这样的人打交道，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经过马方专家回国详细计算提出依据后，马方要求必须在原中方提出收取18年过桥费的基础上再增加2年才能继续进行谈判。

    根据这一新情况，大桥指挥部进行了反复测算和论证，证明马方提出收取20年过桥费的方案是合理的。市委、人大、市府、政协经过研究，毅然决定授权唐昌放，立即开展与南发集团的新一轮谈判。

    1993年12月24日，关于合资建设江津长江公路大桥的实质性谈判在北京中国大酒店举行。

    如同许多涉外谈判一样，在商讨意向协议时，双方希望把事情办成，尽量避免枝节问题，竭力寻找共同点；而一旦进人实质性谈判,涉及到双方各自切身利益时，那种谦谦君子风度几乎荡然无存，谈判桌上机锋毕露，风诡云谲，有的甚至是剑拔弩张。虽然称不上满腹经纶，但青少年时代就啃读《资本论》，研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并于1992年被中共四川省委第二党校聘为兼职教授的唐昌放，灵活运用经济学理论，不卑不亢，有理有节，在谈判桌上酣畅淋漓地发挥了他思维敏捷、性格外向、善于论辩的特长，与涂基华一道，维护了修建长江大桥应是互惠互利的原则，并在主要内容上达成了谅解和共识。

    对我方电传到马来西亚的草拟合同，南发集团仅作为参考文本，而他们则自行在香港花了60万港币，聘请了美国在香港开办的一家律师事务所承担合同的编制。这家在国际上颇有知名度的律师事务所即派人到江津考察后，提交了一份长达几十页的合同书供谈判使用。

   参加谈判的马方代表有南发集团董事长黄景裕，董事代良枝、王来发及两位工程技术专家和一位香港律师。谈判中有分歧、有争论，但双方都怀着极大的诚意，积极寻求解决矛盾的方法。如在对“不可预见性事件”的处理上，马方提出如果出现了就把收费时限后延。而“不可预见性事件”则是一个泛概念，如不守住这个口子，今后收费时限必然出现分歧、争议。由此，唐昌放根据马方代表一再担忧中国爆发战争的心里，强调除了战争其余都不列为延长收费时期的因素。同时，唐市长也表示作为优惠条件，我方愿意在南北桥头拿出一点土地供双方合资搞开发。经过激烈而艰苦的谈判，双方终于在主要问题上达成了协议：中马双方各按20%和80%的比例投资，建桥总经费初步预算为3亿人民币；如在工程实施中超过了预算，则全部由马方承担追加经费。每追加1500万元，中方同意马方多收一年过桥费。在马方因增加投资延长收过桥费期间，中方不增加投资，但仍可按原比例收费。过桥费在20年内，按双方投资比例二、八分成。20年后，大桥全部中方所有。

    主要条款确定后，黄景裕先生提出，长江大桥的桥名要由马方人士书写。唐昌放表示，江津人民的优秀儿子、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聂荣臻已经为大桥题了字，请马方尊重中方的意愿。黄景裕听后，表示了谅解。

    中国大酒店的这一场谈判异常艰苦。每天上午9点双方进入谈判室，除就餐外，一直持续谈到第二天凌晨2点。马方使用的是486高级电脑，我方则是普通计算器加钢笔。唐昌放每抛出一个方案，对方两三分钟就用电脑测算出效益。黄景裕几次连声说：“这样的方案我们怎能赚钱？”于是我方又不得不开动脑筋，重新设计既对我们有利，又能使马方接受的方案。谈判连续进行了三天三夜。当累得精疲力竭的双方代表签字完毕后，都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黄景裕不由得喟叹：“市长先生，您太厉害了，我们这么多人都‘拼’不赢你们两个啊！”

    唐昌放和涂基华总结这次谈判时，清醒地认识到，个人素质固然十分重要，但谈判的成功，主要得利于我国改革开放的政策，得利于江津的特殊条件和市政府的极大诚意。

    1994日2月23日，中马合资修建长江公路大桥的合同，在重庆扬子江假日饭店正式签订生效。唐昌放和重庆市委书记孙同川、市长刘志忠、市人大主任于汉卿、市政协主席张文彬等领导一起出席了签字仪式。

    16个月与10年万众心系大桥再投资10个亿

    政策的威力引道工程动工大桥史上三个第一

    1994年初，国家交通部正式下达了《关于江津长江公路大桥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和《关于江津长江公路大桥初步设计的批复》。这两份文件，标志着江津长江公路大桥前期准备工作的审批手续全部完成。至此，大桥从立项到完成前期准备工作，仅用了16

    个月的时间，创造了长江建桥史上的一个奇迹。这个准备过程，在另一座长江大桥建设上，是整整用了10年时间才完成！

    一桥牵动万人心。江津长江大桥立项批复后，全市人民为之振奋，各级各部门积极行动，为大桥建设做了大量的实际工作。国内外80多家报刊、电台、电视台及时作了报道，进一步激发了海内外人士参与大桥建设的热情。全市人民、江津籍在外工作人员以及海外同胞、侨胞纷纷到大桥建设捐资办公室捐款，或从邮电局汇来捐款，以表拳拳赤子之心。江津银达实业公司总经理陈作银和几江电机修配厂厂长邱柳林分别为大桥捐款1.18万元和1万元。江津在外工作人员、四川省机械进出口公司党委副书记胡祖华寄来捐款1万元。江津沙溪村农民吴廷全在广东打工时，从中央电视台得知家乡要建长江大桥的消息，立刻从邮局汇来500元捐款。台湾省台北市四川同乡会名誉理事长晏明捐赠1.2万美元。江津茧丝绸集团公司、江津化纤厂分别为大桥捐款8.888万元和 5万元。德感镇农民刘芳德，听说江津要修建长江大桥，重操歇业6年的理发手艺，并将收入每月定期捐到大桥捐资办，现已捐款近3000元。短期内，大桥捐资办收到36万人次捐资92万元，字画111幅。这个数字在江津民众捐赠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江津长江大桥建设得到上至政府、下至百姓的支持与拥护，使南发集团倍受鼓舞。加之唐昌放在谈判中，一直坚持既要维护江津自身利益，又要保护外商权益的原则，以及他性格耿直、为人豁达的特点，使得黄景裕对唐昌放的个人素质赞赏不已。更重要的是唐市长给马方提出：“你们要想在江津多收长江大桥过桥费就必须帮助江津尽快发展经济”的观点，对黄景裕内心触动很大。于是在那么一次会晤中，黄景裕对唐昌放表示愿意拿出10亿人民币与江津政府合资建设包括南北桥头、琅山片区共计6平方公里的经济开发区。双方商定这个开发区应是一个能容纳6万人口，集商业、金融贸易、行政管理、文化体育、居住、工业为一体的综合性开发区。

    这个信息来得太突然了，在许多人心中多少还有些疑虑的成分。

    其实，南发集团为合资建设大桥的事，专门派员在江津驻守。通过他们的考察与新闻媒介了解江津的事情也够多的了。江津，这座中国内陆的文化名城在改革的浩荡春风里焕发了青春。1993年，江津完成市属国有、集体主渠道固定资产投资额达 21855万元。江津近两年基础建设的投入相当于江津解放以来43年总投资的42.37％。到1994年，江津新建公路13条、公路大桥10座，改扩建公路725公里，使66个乡镇公路相连。以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四面山为依托的江津旅游区1993年接待国内外游客已达20多万人次。在江津境内已有5个国家级深水港和装机容量72万千瓦时的华能珞璜电厂；万门国际程控电话可直拨国内2200多个城市、国际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优良的投资环境对境外投资者产生了愈来愈大的吸引力，香港、台湾的一些企业集团早已向江津进行着较大规模的投资开发。在这种双方建立起相互理解、信任的感情基础上，和看到江津经济已经出现强劲发展势头的前景下，黄景裕与唐昌放曾有过这么一段对话——

    黄景裕：“我帮唐市长的忙，就要帮到底，搞一个开发区，是我对你的承诺。”

    唐昌放：“我们相识算有缘，我们政府答应你的事我们都办了；你答应的事，可根据你们的具体情况看着办。”

    黄景裕：“搞开发区，即使我的董事们都不同意，我也决定拿我私人的钱也要搞。”

    尽管南发集团董事们并不了解汉语中“唯马首是瞻”这个典故的来历，但“服从”上司也是他们作为下属的本职。也许是知道了以上对话的缘故，南发集团对在江津搞开发区持反对意见的董事们出现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唐昌放也及时对南发集团重申，在江津建设开发区，不仅能够享受四川省赋予的“一条线”重点市县特殊政策，而且还能够享受三峡库区经济发展与移民安置政策，及国家对中西部地区乡镇企业的优惠政策，重庆市开放城市优惠政策和国家统一制定的开发区优惠政策，同时，还可享受《江津市鼓励投资的若干政策规定》中的优惠政策。

    1994年5月28日，江津开发建设总公司与马来西亚南发集团，共同开发江津长江公路大桥南北两端及琅山片区6平方公里土地的合作经营合同，在江津定下初稿。

    正是这样，从实际出发，研究政策，制订政策，用好政策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就是唐昌放到江津8年时间中总结出来的经验。

    在担任县委副书记时，唐昌放和县委县府一班人认真研究落实拥军优属政策、安置复退军人政策，使子弟兵无后顾之忧地在前线英勇杀敌；使军烈属、复员退伍军人和驻津部队官兵，深切感受到当地党政和人民群众的关怀与帮助。1991年，江津被国家民政部和解放军总政治部命名为全国第一个“双拥模范县”，邓小平同志欣然为之题词。唐昌放荣幸地参加了在福州召开的“全国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会”。

    在分管政法工作中，唐昌放发现政法机关干部工作条件太差，办公经费严重不足。他主动向市委建议，对有关政策进行了调整，解决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难题。他主张市委政法委要有职有权，这样才能有效地领导、组织和协调好公、检、法、司的工作，加强法制建设。有关政策经市委研究出台，使江津市委政法委成为了四川省政法委中业务和功能最强的机构之一。一时引得20多个区、县派人来江津学习取经。

    唐昌放担任市长后，发现大量预算外资金流离于财政管理之外，这部分资金管理制度不健全，收支渠道混乱，直接或间接影响到其使用的经济效果和整个财力的平衡，也助长了不正之风。针对这种状况，唐昌放根据上级政府出台的政策和党的廉政建设要求，

    在江津首次设立了预算外资金管理局，对预算外资金实行了“政府集中调控，财政专项管理；政策收费统支，服务收入全还；账户票据统管，预算内外统筹”。这一办法实施后短期内就使江津财政较之过去集中资金2倍以上，较好地制止了“三乱”，也进一步加强了廉政建设，促进了全市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协调发展。

    理所当然，在招商引资中，也要从江津的实际情况出发，研究政策，以调动外商投资的积极性。唐昌放欣喜地看到，政策的威力无论对内对外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取得了显著效果。

    8月12日，江津长江公路大桥引道工程，按交通部对大桥立项批复的计划，提前两年多时间破土动工了，中标施工队——国家公路工程一级企业武警交通第一总队，就主动带着240万元启动资金进入了施工现场。

    为着这一天的到来，唐昌放和他的同事们不知疲倦地东奔西跑，呕心沥血地谋划运筹：报告立项引资招标引道动工，终于把江津几代人的夙愿在短期内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工程。该工程总投资3亿元人民币，建成后的江津长江大桥全桥长1360米，桥面净面21.5米，4车道，宽15米；共24个桥墩，主跨宽240米，引道全长10.5公里。该工程已创造了长江建桥史上依靠县级行政机构抓建设、采用中外合资合作修建、用16个月完成各项前期准备工作的3个“第一”的纪录。1995年3月，在海南岛召开的全国地方交通工作会议上，国家交通部分管公路建设的李副部长在大会总结时，再次肯定了“江津长江公路大桥是全国地方引资建设交通项目中最好的！”

    1994年12月10日是江津撤县建市两周年纪念日，“江津长江公路大桥奠基暨经济技术开发区合资开发合同签字仪式”在大桥北桥头隆重举行。

    上午10时18分，唐昌放市长和马来西亚南发集团执行副主席黄景裕，分别代表江津市人民政府和马来西亚南发集团香港（满景）国际有限公司，在江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合资开发合同书上签了字。在万人瞩目下，两双跨国界的大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10时50分，唐昌放庄严宣布：“合闸，开钻！”顿时，工地现场上机器轰鸣，彩球、礼花、飞鸽腾空而起；高耸的龙门吊上的钻机，以雷霆万钧之力，打下大桥主桥墩的第一锤。数万人聆听着江津市委书记康纲有热情洋溢的致词——

    “大桥建成之日，就是江津经济腾飞之时！”

    暴风雨般的掌声在长江之滨响彻云空，经久不息。

    是啊。经过江津市历届领导班子和江津人民艰苦奋斗，1994年江津国民生产总值已达到35.88亿元，国民收入达到24.84亿元，市属工农业生产总值39.92亿元，实现财政预算内收入1.3765亿元。江津综合经济实力已名列四川省200多个县（市）的第14位。这一连串的数字，多像美妙的音符，奏响着江津人民开拓奋进的乐章。建成后的大桥，难道不可以说就是145万江津人民迈向灿烂明天的希望之桥、致富之桥、幸福之桥么？

    掌声中，唐昌放似乎看到了一座飞架南北的江津长津公路大桥已经横空出世。此时此刻，他忽然记起了一位伟人写的诗词来：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注：本书付印时，唐昌放同志已于一九九五年十二月担任了中共江津市委书记）（原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热血青春》（第二集）一书第1页至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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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荣与梦想—江津市市长唐昌放与江津长江公路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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