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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复光-中国妇女运动早期领导人

2013-2-1 00:00| 发布者: 江津在线小唐| 查看: 4096| 评论: 0

摘要: 作者:庞国翔 她是我国早期妇女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她爱人施存统(施复亮)是我国早期著名的革命活动家,学生运动和青年运动的著名领袖,青年团第一任中央委员会书记,她就是被荣称为“人民音乐家施光南”的母亲 ...
    作者:庞国翔
     [本文导读]
   
        她是我国早期妇女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她爱人施存统(施复亮)是我国早期著名的革命活动家,学生运动和青年运动的著名领袖,青年团第一任中央委员会书记,她就是被荣称为“人民音乐家施光南”的母亲——钟复光。
   
        她是江津人,她是从江津走向革命征程的……
   
        毛泽东主席的问候
   
        1945年8月28日,烟雾迷蒙的重庆传来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中共主席毛泽东今日抵渝同国民党谈判。这消息象闪电般冲破阴霾,给国民党统治下的黑暗山城,带来了光明和希望。
   
        毛泽东主席由延安飞往重庆后,9月5日,在曾家岩50号接见了妇女爱国运动组织——中国妇女联谊会的同志。他和这些妇女运动的领导人一一握手,妇女姐妹们向主席自报家门或由他人向主席一一介绍,当主席和钟复光握手时,复光小心而又心跳地对主席说:“主席,您好!我是钟复光……”毛主席端详着她,眼里充满关切地问:“存统好吗?……”听到主席问候丈夫,她的眼泪夺眶而出,她咬咬牙,忙回答:“好,好……”。在场的李达的夫人王会悟轻轻地拉了她一下,示意她要坚持住。接见结束后,妇女姐妹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放。见到毛主席,她们如同见到从家里来的久别的父亲和亲人……
   
       晚上,复光回到南岸南山居住的小屋后心里仍不平静。儿子施光南已5岁,活泼可爱,特别爱唱歌。吃完饭后,她将毛主席接见的事讲给全家听,每个细节都讲得认真细致,她分明看见丈夫眼里含着泪水。是啊,日理万机的毛主席还惦记着他们。丈夫是早期的职业革命活动家、青年运动的主要领袖,共青团一大总书记,自己是早期妇女运动的领导人,1923年在上海大学向警予的阁楼里,他们就多次与带着孩子的毛泽东、杨开慧夫妇见过面。是啊,20多年了,毛泽东已作为一个政党的领袖,但仍能记得自己,关心着后来成为自己丈夫的施存统……
   
     (1944年钟复光任重庆江北中心校校长与毕业生合影,一排中间着长期袍者)
        童年 一个苦涩而又辛酸的记忆
        1903年钟复光出生在江津县仁沱场綦江边的一个叫汪家湾的山村。这里人多数是来自“湖广”或福建、江西等地的客家移民,但经过一两百年的同化,他们已成为巴渝人家。山村很小,只有20多户,钟家祖上还是地主,生活较宽裕,但由于氏族之间的明争暗斗以及当家理财上的差距等,到了她父这一代就完全衰败。不过当时钟氏仍然还保持着地主家庭的作派,祖父前后娶了两个太太,她父亲是第一个太太所生,祖母去世后,祖父续弦又娶了一门,她父亲就受到歧视,她母亲是一个佃农的女儿,虽有文化但很恭顺勤劳。复光刚懂事时候,父母就被赶出家门自立门户。他们分得几亩薄瘠的田块和几间破房。复光的父亲是个身体羸弱的书生,不会种田,他开私塾,教十多个村童的启蒙,收入非常少。复光作为一个女孩子,也跟着这些村童学《三字经》等等……后来私塾开不下去了,父亲只好将田土典给亲戚,靠给人写信过日子。复光8岁时父亲过世,当时最小的弟弟还不满一岁,这家庭真是雪上加霜啊。
        失去男人的家庭就象大海中的一只颠簸摇荡的孤船……小小的复光就承担了照看小弟的任务。一天,她背着小弟在门外玩耍,见一个姓颜的地主少爷把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打倒在地并骑在身上,她上前劝阻,谁知这个恶少竟然将她的弟弟打翻在地,并骑压在他身上挥拳抡掌,打得他惨声嚎叫,慢慢地没有了声音,复光也被打得鼻青脸肿,当她把奄奄一息的小弟背家时,母亲气得当场晕倒,不几天弟弟就含冤离开人间。“我的小弟死得好冤呀——”睡梦中,复光多次发出这样的梦呓。
        真是祸不单行,本来钟家将土地典给了亲戚家,亲戚家每年都要分粮食给钟家,但这年,亲戚家却变卦了,他欺负钟家孤儿寡母,不仅不给粮和钱,还否认这事,叫钟家拿出依据来……当时因双方是亲戚,没立字据,这真是“哑吧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全家人抱头痛哭。家中的生活难以为继,母亲以纺麻纱来维持最低生活,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钟复光从小就是个离经叛道的女孩。
   
        (钟复光的少女时代.右)
        他在父亲手下读私塾时,念的是《三字经》、《女儿经》,学的是男尊女卑和三从四德等。但她丝毫不解,她问父亲,父亲总是支支吾吾。后来在另外一处读私塾,她对老师讲的这一套经常提出反问,多次触怒老师,挨老师不少的责打。连母亲强行给她穿了耳孔,她就是不吊耳环。
        有两件事更能反映出她的反抗精神。
        一是下田捉鱼。当时的女孩是要缠脚的,女子脚以“三寸金莲”为美,如果女孩是大脚,就被认为没家教,就找不到婆家。 小复光六岁时,母亲就给她缠脚,双脚缠裹上一层厚厚的白布,走起路来感到火辣辣的疼痛。她常悄悄将鞋和缠布脱了下田去捉鱼。一次她捉鱼后上田坎找不到鞋和缠布,原来是一个男孩恶作剧将这两样东西拿给了她母亲。这还了得?她回家后盛怒的母亲拿着一根长长的竹杆对她一阵猛打。她急忙往外逃,母亲就往外追,她逃到一个山坡上,攀爬上一棵大橘树,母亲拿来一根“凉衣杆”往上打,她只好下树,受到一顿重打。第二天,母亲将她的双脚紧紧地包缠好后用线密密缝上,使她解不开,不想复光跑到山坡上用一块锋利的石块将线磨断后又下田捉鱼,中午性将缠布拿回家,表示自己坚决不缠脚,气得母亲大哭大骂。“谁还敢娶你这个大脚女娃——?”复光回答说:“我不嫁人了。”母亲没有办法,最后只得由了她。光脚行走在山村小路上,她感觉到非常的轻松和平坦,但总有那么几个野性十足的孩子跟在她后面做鬼脸并乱喊乱叫——“钟大脚、铲田角,铲个窝窝做讨饭钵……”
        二是抗婚。七岁时家里人给她订了“娃娃亲”。她曾经问过母亲,什么叫订婚?母亲告诉她就是给她找了一个男人。她说,我不要男人,男人都很坏。她稍长大,到学校念书后,就多次向母亲表示反对包办婚姻,她从不到男方见面。开始母亲还不以为然,到她18岁的时候,母亲告诉她该结婚了,但她坚决反对,说自己的事自己作主。由于她坚决反抗,加上老师在中间交涉,对方终于同意解除婚约……
     
      择 师 运 动
        “五四运动”犹如一声惊雷,震惊了中国的上空。
        16岁的钟复光终于考入重庆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从乡村到城市,从江津到重庆,亭亭玉立的少女感到什么都感到是新鲜的,她对什么都充满好奇……这是所公费学校,不要学费,还供给膳宿,无疑这就减轻了她家中的困难,她非常珍惜这个学习机会,勤学苦练、团结同学,多次被评为品兼优的学生。但校长邓梦修是个非常保守封建的人,他要求学生将来做一个三从四德的女人,学习的内容多是汉代班昭(曹大家)的《女诫》、《女论语》、《内训》、《女范捷录》四本书。很快,大家在思想上就产生了疑问。“五四”浪潮卷来,这些青春少女与其他学校的学生联合,冲出课堂,走上街头,发传单,作演讲,向群众宣传打倒帝国主义,宣传抵制日货。复光从小就是个胆大泼辣而又心细的娘娘,她从不顾及别人的讥笑和白眼,每次宣传她都走在前面,带头喊口号,带头剪辫子,她从同学处悄悄来《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如饥似渴地进行阅读……她被选为学校学生自治会会长和川东学生联合会副会长。她组织宣传队开展爱国宣传,办起了平民夜校,她又被推选为校长。
        正在这时,川东教育界知名进步人士陈愚生等举办了一次“夏令讲学会”,聘请“少年中国学会”的几个成员来讲课。这个学会的不少人后来都成为中共的早期著名领导人。正值18岁的复光参加了这次学习,在这里,她认识了几个职业革命家如邓中夏、王德熙等前辈。她与邓中夏老师接触最多,老师给学员讲为什么要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讲新文化,新思想;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讲男女平行、妇女解放、婚姻自由等等,诲人不倦、深入浅出的讲解把许多高深的理论说得非常透彻。大家都很兴奋,好象长期积闷在胸中的许多疑问全都烟消云散,顿感一片清朗。复光开始明白:本是富庶之地的江津老家为什么民不聊生、一片荒凉?自己家里为什么受穷、受欺凌?地主老财绅粮为什么能骑在劳苦大众头上作威作福……
        邓中夏老师鼓励她们回校“闹革命”,开展反对有封建教育思想的校长邓梦修的活动。
        这真是一场拉锯战。
        她首先组织召开学生自治大会,决定开展“择师运动”,自治会选举出代表,提出了“撤换封建校长邓修梦”、“取消歧视妇女的教育方针”等口号。代表们向川东道尹请愿,同时进行罢课。学生运动刚开始,就受到邓中夏、黄日葵等老师的关心和指导,重庆各个学校的学生自治会都派出代表前来声援,声势越来越大。道尹公署害怕学潮扩大后无法收场,只好下令撤销邓梦修校长的职务,改委学监胡鹤珍任校长。这等于换汤不换药,大家仍不满意,呼声越来越高,叫人啼笑皆非的是教务长周文卿被吓得逃离了学校。道尹公署只得又收回成命,但玩了一个新花招,派一个叫伍新言的委员来主持校务。道尹公署要大家先复课,但同学们看破了这个圈套,坚持不复课,强烈要求换上个有新思想、有办学经验的人。时令已到了秋天,邓中夏老师这时给学生自治会寄来了二首诗,鼓励大家坚持斗争。第一首叫《问》:光明在山顶上/可是山前山后荆棘重重/山左山右豺狼阻路//青年朋友们/去呢不去? 第二首叫《石匠》:好好一块石头/偏偏被他打坏//末经一日功夫/打成一个石凳//既很光滑又很好看/既有建设先有破坏/世界的公理是自然的淘汰……
        大家传诵着这诗,思想更加明确和坚定。通过开会讨论和征求各界意见,认为蒙材成先生不仅思想开通,而且有较强的办学经验,于是大家打出了“欢迎蒙材成先生来二女师任职”的标语和口号。对学生们的这一要求,道尹公署死活不肯,双方又进入僵持阶段,大家都感到很是茫然。这时,邓中夏寄来了二首《过洞庭》——
        一
        莽莽洞庭湖,五日两飞渡。雪浪拍长空,阴森疑鬼怒。
        问今为何事?狼虎满道路。禽猕歼除之,我行适我愫。
        二
        莽莽洞庭湖,五日两飞渡。秋水含落辉,彩霞如赤炷。
        问将为何事?共产无贫富。惨淡经营之,我行适我愫。
        著名作家魏巍在1981年5月出版的《邓中夏传》中也收录了这两首诗,这当然是后话。这两首充满着革命斗志激情和浪漫主义精神的诗歌,对当时一个进步青年学生的影响是巨大的,而且还影响了她后来的一生。复光将诗稿交给几个好友传阅,大家受到无限鼓舞,斗志倍增。大家商定 :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到1992年初,蒙材成终被推上了校长的位置。学生自治会取得了第一个胜利……
        重庆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是一所办学历史较早的学校,后来她发展成为一个具有革命传统的学校。邓小平,张闻天、肖楚女等革命家早年先后在这所学校就读或教书。
        邓中夏是复光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复光非常崇拜他,把他当作了自己的长辈。她把他的诗工整地抄录的笔记本上,时不时进行背诵……
   
       南京•北京•上海
   
        北京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那里除了教学质量和水平较高外,师生的思想比较革新和进步。于是,复光和七个同学一商量,就决定离渝北上。胆大的复光将这一想法告诉了几个进步老师,在老师们的支助下她们启程了。
   
        她们乘船顺江而下先到南京,住在十庙口的一个非常简陋的公寓里。因缺钱,生活过得非常简约,先请请老师补课,直至1923年初她们才展转到了北京。要在这里考上学校也不是一桩容易的事,复光白天到女高师实习科补习,晚上到男师大复习,经费完了就申请贷学金。许是日夜劳累,加上生活营养不够等,半年后她得了肺病,本很棒的身体很快就虚弱,还常吐血。赵君陶等几位同学都开始生病,大家都说,这是水土不合,生活进入了困境。于是,大家相约到空气非常好的香山,先放下书本,休养一段时间再作打算。
   
        在养病期间,复光每天都贪婪地将阅读《新青年》、《社会主义文集》等书刊,她的思想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加深了对革命事业的向往。但是,她又非常的矛盾和疑惑:身体、学业、生活——这三大困难摆在她面前,她无法摆脱,浓浓的愁云笼罩在她的心头。她提笔给邓中夏老师写了一封长信,述说了自己的烦恼和苦闷……
   
        终于接到自上海的回信,她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立即启程来到繁华而喧嚣的上海,找到了在租界内的西摩路132号的上海大学。
   
        上海大学的前身是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大学,不久才由闸北迁往租界。教学楼还在改造,复光就被安排住在兴业里1号向警予大姐的家里。复光读的是社会系,系主任是瞿秋白,此时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共产党员可以以个人的身份加入国民党,所以以在一些国民党组织内,共产党员人或国民党左派成了主心骨。
   
        上海大学提出了鲜明的办学方针是“培养建国人才,促进文化事业。”邓中夏说:“所谓建国,就是革命,就是推翻旧政权,建立一个新政权。”来这里求学的学生大多数是研究革命理论、准备献身于革命事业的有志青年。有的来自偏僻贫穷的省份,有的来至海外,有的来自如北大等名牌大学,可谓五湖四海。学校的主要领导人是邓中夏,当时他名安石,大家都知道他是湖南人,北大学生。他原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负责人,因书记部由北京南迁到上海,他也随部而来,由李大钊介绍给于右任,担任教务长并主持全校行政工作。他上任后就提出了新的办学理念,目的是要将这所大学办成培养革命干部的摇篮。一些老朽教授被他解聘后聘请了瞿秋白为社会学系主任。在社会学系,很多教授都是革命前辈和德高望重的人士,如张太雷,蒋光赤(光慈)、施存统、李季、李达、周建人、蔡和森、肖楚女、恽代英等。文学系也是人才济济,有陈望道,沈雁冰,邵力子,郑振铎、田汉、俞平伯等。学校定期举办“特别讲座”,由李大钊、戴季陶、沈玄庐等任讲师……
   
        复光在上海大学的食宿费由邓中夏老师担保给付。其实,邓中夏家也并不富裕,这些费用是从他薪资中扣除的。在社会学系,一个叫施存统的教授讲授社会发展史和社会问题,他学富五车,课讲得生动形象,透彻明达,很受学生欢迎。复光最爱与向警予交往,敬重她崇拜她,称她为“大姐”。
   
        复光依然是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依然活跃,十八九岁的少女,风华正茂、青春燃烧。她到各工业区向工人宣传,出版革命书刊、印刷革命传单、创办工人夜校和平民学校等,处处走在前面。坚持到平民学校和工人夜校上课,除教学员识字、数学、常识以及写信外,还向工人讲授社会不公平的原因,宣传革命的理论,宣传“十月”革命,热情高涨,干劲十足,她向党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
   
        不久,毛泽东和杨开慧带着两个孩子来到上海,也住在向警予的楼上,复光与他们成了邻居。但很短暂,后来复光就搬到淡水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与肖楚女作了邻居。邻里间常一起吃饭和讨论,这使她受益匪浅。邓中夏和恽代英天天都来这里办公,编辑出版《中国青年》,复光也协助做些编务工作。
   
        1924年秋,向警予大姐交给复光一个任务:牵头组建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这是一项非常艰巨而有意义的工作,复光在向大姐的领导下,联络了一些妇女界的同志进行活动,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工作,起草了相关的文件和宣传资料。正在这时,人民反对北洋军阀政府“善后会议”的浪潮越来越高,孙中山先生决心改组政府,革除弊政,决定召开国民会议。对此冯玉祥将军大力支持,他竭力邀请孙先生北上召开会议。国民党中的共产党员更是支持这个主张,复光与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筹备组的其他成员一起,向广大群众进行推翻军阀统治的宣传教育活动,工作非常出色。经向大姐和邓中夏的介绍下,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公开身份是上海大学学生,实际上她已经是一名党的干部,在上海党组织妇女部长向大姐领导下具体从事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的各项工作。
   
        1924年冬,孙先生要由南京经上海到北平召开国民会议,上海党组织要组织学生代表与其他代表一起到轮船公司码头欢迎孙中山先生一行,复光高兴得夜不能寤。早在重庆时,她就知道孙中山先生是领导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皇帝统治的领袖,对他非常崇拜,希望能有机会见到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他又提出了“联共、联俄和扶助工农”的“三民主义”,改组了国民党,他成为当时中国革命的导师。复光她们在列队去码头的路上,受到了法租界巡房的阻挠,因为他们喊出了“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还举有同样内容的横幅。校旗被没收了,代理校长邵力子经过多方交涉才送回。这次欢迎孙中山的活动声势很大,党组织把社会各界和群众都组织起来了,给反动军阀政府施加了很大的压力。复光是学校方阵的指挥者,是上海妇女界代表的联络、协调者,她日夜奔走,一周下来,人都瘦了许多。
   
        第二次到北京,有二件事她终生难忘。
   
   
       北京的全国“国民会议”即将召开,各省各行各界都要选代表到北京参加这个重要的会议,共商国是。非常幸庆的是复光已被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选为出席全国国民会议的代表。同时当选的还有向大姐、刘清扬等。向大姐因工作脱不了身,复光和刘清扬就先期去了北京,当时刘清扬已有身孕,对外联系就只有靠复光了。在北京,她故地重游,心中充满无限的欣喜。二月的北京,寒风凛冽,大家都裹着雍肿肥大的冬衣,双手插在怀中,天是这样的冷,但她胸中却燃烧着一团热火。她多么想到她原来住过的香山等地走走看看,但她没去,一是时间太紧,二是工作性质不容许她这样。在上海出发时,向大姐就多次叮嘱过她。她首先找到了北平的党组织,交介绍信时正遇上赵士炎同志,接待她的同志听取了她对上海党组织的情况的介绍的将这次会议的相关情况告诉了她。在“三•八”节这天,苏联大使馆举行本地各界妇女参加的招待会,赵士炎专门把她带上,介绍说这是上海客人。在上海大学的党课上,瞿秋白多次兴奋地介绍过“十月革命”创造的第一个苏维埃共和国的历久,她知道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是多么的伟大。她坚信中国革命必定会象俄国革命一样取得成功,但她万没有想到自己能到苏联大使馆参加活动,她第一次见到我党的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同志。赵士炎忙碌着,既要招呼到会的外国友人,又要给他们当翻译……
        正在民众翘首以盼“国民会议”召开之时,传来孙中山先生病逝这犹如晴天霹雳的噩耗,复光伏倒在床头的被褥上痛哭流涕,脑海里不停地浮动着“和平、团结、救中国”的总理遗嘱,心中无限的失落,心底窜出一股冷气。望着窗外,她一时竟然不知所措……
   
    (1925年3月在北京铁狮子胡同为孙中山先生守灵.遗像右边是邓颖超,左边穿长衫者是钟复光)
        北京党组织指示她参加孙中山先生治丧委员会的工作,具体任务是与邓颖超等四位同志一起接待前来吊唁的外国友人。邓颖超由天津来也是来准备参加“国民会议”,她们以前相知不相识,一津一沪。本想在隆重而神圣的“国民会议”上见面,不想发生了巨变,见面地点却在孙先生的灵堂。邓颖超大姐可亲可敬,很是活泼,复光跟着她跑上跑下,在凝重而又低回的哀乐声中招呼客人。苏联来帮助我国进行革命的顾问鲍罗廷夫人偕同四位外国友人前来吊唁,复光见她和蔼可亲,就大胆上前邀请同在孙先生灵柩前照像。事后鲍罗廷夫人还送了一张照片与复光,这张照片她一直珍藏着,成为永久的纪念……
        治丧结束,令已到了三月中旬,气温开始变暧,杨柳依依,春风拂面。上海的向大姐用电报向她发来指示,要求她们趁全国各地的妇女代表都在北京的机会,成立中国妇女联合会。二天后,向大姐又寄来信,非常详细地作出安排和部署。于是,复光和刘清扬等立即行动,她们白天到各省的代表处进行联系,提出相关的候选人建议名单等,晚上就加班加点起草相关的文件和资料。因为全国妇女界的代表都在北京,经过20多天的努力,中国妇女界联合会正式宣告成立。北京《晨报》在报道中说:“4月12日下午,全国妇女界各团体在女师大召开联席会议,公推上海代表钟复光为临时主席,决定名称为中国妇女界联合会。推定石道璠、钟复光等三十人为筹备员,4月20日招待北京新闻界,于4月29日开成立大会,由刘清扬任副主席,钟复光报告筹备经过,中国妇女界联合会宣告成立。”
        北京的事终于完成,复光将要启程回上海时,赵士炎送来一包“礼物”,她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包纪念“五•一”节的革命宣传传单,赵士炎要求她在回沪的沿途中进行散发。她沿途散发完传单后回到上海,向大姐又指示她立即找其她同志,组建上海妇女界联合会。1925年6月5日,上海妇女界联合会正式成立,孙夫人宋庆龄也赶来参加了成立大会,在会议的间隙间,复光向孙夫人述说了在北京参与孙中山先生治丧的经历,说着说着她就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孙夫人也是含泪欲泣,但她很快就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她轻轻地拉着复光的的手,勉励她一定要牢记孙先生的遗嘱,为唤起民众、贯彻三民主义、打倒封建军阀、驱逐帝国主义势力而努力之奋斗……
   
       在“五卅运动”的洪流中
        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在上海爆发了 ,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反帝爱国运动,它标志着大革命高潮的到来。
        1925年1月,中共“四大”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决定加强党对工农群众运动的领导。5月30日,上海工人和学生在租界的繁华马路上,进行宣传讲演,租界的英国巡捕在南京路上先后逮捕100多人,并突然向密集的游行群众开枪射击,当场打死13人,伤数十人,制造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当夜,中共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刘少奇等组成行动委员会,具体领导这次斗争,组织全上海民众罢工、罢市、罢课,抗议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
        “五卅惨案”发展成“五卅运动”。复光冒着危险,深入到学校附近的小沙路一带的工人区地活动。这里是日本纱厂的集中地,多为女工。复光同工人们打成一片,组织“包身工”和“养成工”学习文化知识,向她们宣传革命道理,使得纱厂参加罢工的人数不断扩大。5月30日晚上,复光还同工人们一起到南京路上进行示威游行。她走在队伍的前面,发传单、作演讲,到当街的商店内进行宣传。当局出动军警镇压,同班的四川老乡何秉彝当场牺牲。25岁的何秉彝是团上海地委组织委员,血染街头,大家义愤填膺,第二天仍进行示威游行。队伍越来越大,宣传的人员越来越多,复光和四位散发传单的女同学被巡捕抓进了捕房,但她并没有被吓倒,在捕房内仍不停地进行宣传,质问为什么抓人,高喊我们无罪、放我们出去等口号。由于不断斗争,晚上她们终于被放回……
        同学牺牲了,瞿秋白先生被通缉了,学校被美军陆战队占领了,师生们被赶出了校门……但全国各地都掀起了罢工罢课罢市高潮,反帝怒潮高涨,各省发来电报声援他们。她一点也不害怕,日夜奔忙,一点也不感到疲劳。
        她接到全国学联总会的通知,要她到内地各学校、工厂进行革命宣传,她成为“长江路”的代表之一。其任务就是带着传单,沿长江下溯,到各城市组织群众集会,宣传革命,揭露帝国主义暴行,向商界募集接济上海罢工的工人。她先后到了南京,芜湖、安庆、九江、武汉、长沙、宜昌、沙市、重庆等大中城市。每到一个地方,就组织当地的学生会和妇女界召开大会,她在大会上进行演讲,由于演讲过多,过于激动,以至痰中带血。一个地方党组织的负责人专门送给她一包人参片,在演讲前她口含人参片30分钟,就能防止吐血。中秋节到了,她终于完成任务回到学校。但到了冬季,复光又出现了吐血,她不得不住进医院治疗。
        这时,一个人物突然闯进了钟复光的感情世界里,这个人就是前面提到过的施存统,是她最为敬重的老师之一,其社会地位非常高,是团中央第一届总书记,有名的学者和中国青年运动早期领袖。早前,他的家庭发生了突然的今人难以置信的变故,给他的思想带来了巨大的沉重的打击,但不愧为一个社会活动家,他很快就振作起来。不久,他开始给钟复光写信,谈理想、谈人生、谈社会……他们开始较多地交往起来。复光生病,他又多次来医院探望和深谈,病榻前他们有了相互的更深的了解,感情日增。复光对他提出了“如何创造自己,如何有益社会”的问题,施存统对此特地雕刻了一枚“复光复亮”的图章进行了回答。为了表达他对钟复光的爱情,他特将施存统的名字改为施复亮,并作了一首打油诗——
        复光复亮,宗旨一样。
   
        携手并肩,还怕那桩?
        这首诗表现出了钟、施二人高尚纯洁的爱情与大无畏的革命斗争精神相结合的品格,当时就被传为佳话。1926年春天,他们结婚了,一对革命同志,结为革命的伴侣。
   
        (1927年在武汉黄埔军校,钟复光任女生队指导员时与丈夫、教官、政治部主任施复亮的合影)
   
       (1953年春,钟复光和贺子珍在上海华东医院。左一为贺子珍。左二为钟复光。另三人为医务人员)
   
       复光结束了学生生活。这时,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并取得节节胜利,但军阀孙传芳等作垂死的挣扎,他们对施复亮等共产党人进行通缉,组织上安排丈夫到广州工作。次年,党组织又调施复亮和钟复光到武汉中央军校工作,已经作了母亲的钟复光又回到集体生活中,任女生大队政治指导员。后来中央军校学生与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奉命改为中央独立师,恽代英任党代表,施复亮任政治部主任。钟复光又走向了新的革命征程……
   
    (钟复光全家福后中间为施光南前左一为母亲钟复光前右一为施月明)
   
     (1989年10月钟复看望邓颖超大姐)
   
    (李瑞环会见钟复光)
   
    (一家三代 钟复光与儿子施光南和孙女蕾蕾)
        (山西省《党史文汇》2008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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