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开庆先生在台湾可算得上知名度很高的人物，他在台逝世时，当局政界、军界、文化界等都前往吊唁，连“总统”蒋经国先生都“颁赐”了“谠论流徽”的挽额。抗战前后他在重庆也是响当当的。因他是江津人氏，又是江津“全民”选出的“国大代表”，所以在江津他也算是家喻户晓。 周开庆应是一个是非曲直均沾的地方历史人物。清光绪三十年（1904）冬月初六，周开庆降生于江津县八政乡（李市乡）刁湾村的一个耕读之家。父亲周诗章是个豪爽刚直的人，常爱助人伸雪，为此得罪了地方豪劣，豪劣勾结土匪将周诗章劫杀，此时周开庆才11岁。他放弃了读私塾而入学白沙聚奎高等小学堂，三年后考入重庆求精中学。第二学期端午节放假，他从重庆沿山路步行回江津，途中又遭到土匪绑架，家人东拼西凑借款才将他赎回。这下他只好在家读书，1921年他考入江津中学，就读十三班。四年级时他因领导择师运动，反对校长马若苏，被斥退回家。1925年他到北京，考入国立北京师范大学。 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界群众集会请愿，抗议日本等国炮轰大沽口的罪行，周开庆走在游行队伍的前面，当队伍走到铁狮子胡同东辕门，在段其瑞“执政府”门前广场上时，军警开枪当场打死四十余人，受伤百余人，周开庆身中三枪，后经学友救出，住院四月才脱险，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周开庆含泪写下的《铁狮子胡同的哀歌》一诗，当时在学生中传诵很广。他在学校继续开展学生运动，组织了“四川革命青年社”，编辑出版半月刊《四川青年》。次年3月18日，北京各界为纪念去年“三·一八”惨案举行大会，周开庆应邀在会上进行演说，控制了北京政权的军阀张作霖派出军警大肆搜捕进步人士40多人，周开庆被捕入狱。因周在事前将各种书报、文件藏匿，军警无法查获证据而获准保释。这年五月，他得知有被捕的危险，即化装出京，辗转去汉口，到《中央日报》社任编辑。 民党右派发动了“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这标志着国民党右翼势力彻底背叛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民国党大肆屠杀共产党人，1927年9月，蒋介石集团同汪精卫集团在反共的基础上又实行反革命合流。次年3月，周开庆回重庆任《革命军日报》驻川特派员，旋即又到汉口任《民国日报》编辑部主任。因他对当时据鄂之桂军口诛笔伐，所以处境堪忧，就辞职返家。1930年春，国民党四川省党部改组，他任宣传部秘书兼《四川晨报》社长、国民通讯社社长，他开始致力于国民党的宣传和政工工作。 1934年秋，刘湘在成都宣誓就任“国民党四川剿匪总司令”，奉蒋介石之命，“围剿”入川的红四方面军和中央红军。刘湘将川中各军编为六路，王陵基为五路总指挥，周开庆被借调到五路的宣汉总部，任政训处副处长，主办该部政工，组训“民众”。然而王基陵惨遭失败，刘湘将王撤职查办。周开庆又到北平，在北平军分会政训处供职，旋即又随会到西安，在“军委会政训处西安分处”任职，后该处配属张学良、杨虎城的“西北剿匪总司令部”，他继续在此供职。周开庆奉命对“军队政训工作理论作全面系统的研究”，不久写出了10余万字的《军队政训工作之理论与实际》一书，由总部分发西北各部队和全国各政工单位。这是国民党军队中第一部系统阐述政训理论的专著，在国军内产生一定的影响，周开庆一举成名。 此时，日本正式发布了侵华“三原则”，日本军国主义灭亡中国的计划向前推进。1936年元月，周开庆奉命赴南京创办《中心评论周刊》，以唤起国民共赴国难为宗旨，撰稿者多是国内外知名人士，对中日问题分析得透彻深刻，颇爱赞誉。 抗日战争爆发后，周开庆积极参与抗战。1938年4月，他到陕西王曲国民党中央军校第七分校任上校教官。不久又调入中央战时工作训练团第四团任训育主任，培训基层军官。后又调兰州筹组第八战区政治部，以甘、青、宁及绥远四省为辖区，政治部成立后任少将主任秘书。他两次在西安主办政治部特训班，选调战干团第四团学员600人，在短期内强化专业培训后，派往战区各部队充任连指导员，以加强抗日军队基层政治工作。周开庆对培训抗战的连营级军官，对军队政训、组训民众、民族关系调和等等做了大量的工作。由于他长期深入在基层，了解实际，所以他向“陪都”提出的诸多关于抗日军队政训等方面意见和建议，多项被采纳，他在此期撰写的《蒋介石先生思想体系》一书，获得国民党中宣部的嘉奖。但由于他右眼患有眼疾，1943年元月辞职返渝。 这年八月，周开庆任四川省达县县长。时为抗战最艰苦之时，为前方征兵征粮为最主要的二项县政，但因时政凋敝，民生困顿，达县每年征兵8000员的名额很难完成。周开庆积极进行改革，号召适龄壮丁不论贫富一律应征。他说服地方人士增筹军属安家费用，使出征壮丁家属生活无虑。周开庆还发起“知识青年从军运动”。他亲自访家，到县中进行演讲，报名应征者多达500多人。他亲率这支知识青年从军队伍到“陪都”报到，重庆各界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大会，重庆市市长致词并赠旗。这是第一支到达“陪都”的全国知识青年从军的抗日队伍。他们到中央训练团高级班受训后分发到各战区任职，后多成为抗战骨干。次年6月周开庆又被调任永川县县长。不两月，日本投降，抗日战争终于取得胜利，周开庆立即将县政重心转移到推动地方建设上来，致力于地方经济、交通、农业、水利等建设，取得成效，不久，他辞职后短暂回到江津。 1947年，周开庆在江津当选为“国大代表”。 这次选举,在江津搞得“轰轰烈烈”。至今75岁以上的人许多都还记忆犹新。当时全县各乡镇是“办大席”进行选举，凡参加选举会的人都能海吃一顿。至于这费用，就不知出处在什么地方了。在1946年9月至1949年11月间，他在重庆先后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政务处副处长，国民政府主席重庆行辕民事处长、重庆绥靖公署办公厅主任、西南长官公署土地处处长等职。在任“重庆党政军会报”（“乙种会报”)秘书时，与重庆警备司令部参谋部情报科共同策划了逮捕参加重庆“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的进步学生和民主人士的事件。 周开庆早年与表亲胡清贤结婚，他长期在外，胡在家操持家务，生有二儿二女。不想在1948年底，胡氏病逝，周开庆非常悲痛，编辑一册子女的纪念文章，定名《永怀集》，以志哀悼。1949年，国民党已经穷途末路，45岁的周开庆再次站错方阵。在重庆解放前夕，他先去成都，后到台湾。在去台湾的途中，邂逅了同是国大代表、同是川人的郑秀卿女士。郑女士小他四岁，早年毕业于北平朝阳大学法律系，当年也是一个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毕业后她先后任云阳女子师范学校、大足女中、广安女中校长。1946年返渝参加行宪选举，高票当选为重庆市妇女团体国民大会代表。到台湾后，曾一度任台北市第一女子中学训导主任等。独身的她与周开庆相交甚密，相知日深，遂于1950年秋两人结婚。 周开庆到台后，先后任经济部主任秘书、参事和顾问。其间他常在台湾省训练团、情报局训练班等多种平台上，讲授《总裁思想体系研究》、《总裁行谊》、《经济政策》、《民生问题》等课程，但他万万没想到，自己的后半生将会深陷台岛，台湾就是他永远的归宿。 1956年，在台的周开庆辞去军政职务，改从事文化工作。特别是他退休后，相对清闲，随着去台时间的增长，随着白发的增多，周开庆更加思念大陆，思念巴蜀，思念故乡江津；更加思念家中的白发母亲等亲人。于是，他着手办了两件非常有意义的事。一是他于1960年组建了“四川文献研究社”，创办了《四川文献》月刊，1970年又发起组织了“中国地方文献研究会” 和“川康渝文物馆”等。这些组织，很快就团结和凝聚了在台的川渝籍文人和其他人士。他们写文章，研究探讨巴蜀文化，寻根问祖，共叙乡情。第二件事是他主持创办了台北市江津同乡会，出版会刊《江津》，他是首届理事长。同乡会及其会刊办得非常成功，为在台江津籍人员互通信息、联络感情、互慰客心作出了努力。 晚年的周开庆在夫人的支持下，致力于巴蜀文化的研究，整理和保存了一批乡邦文献文物。仅在1988年后，他就编著了《健庐忆语》、《蜀事续谈》、《四川与辛亥革命》、《民国川事纪要》、《四川与抗日战争》、《民国四川人物传记》、《四川经济志》、《民国新修四川县志丛谈》等11部著作。在这些宏篇巨著中，虽然有一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反映台海政治背景的词语以及观念，但书中披露的大量史料多是鲜为人知，不论对大陆还是台湾，这都非常珍贵，而且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周开庆在去台的川渝籍军政治人员中，不仅是资深的学者，更是德高望重的“乡贤长辈”， 深受这些游子的爱戴。他将自己的二间房产无偿捐献给同乡会，作为会所。在与他交往的一大批朋党中，就有几人是他当年任达县县长时招募后送到抗战前线的学生兵。他任同乡会首届理事长届满后，一直被聘为荣誉理事长。他不仅自己写文章研究巴蜀史，而且还鼓励大家写文章回忆巴渝往事。台湾当代著名诗人丁宗裕在《乡长周开庆先生周年祭》一文中说：“在巴蜀来台的人士中，有在朝为官者，有在中央各民意机构为民意代表者，有在工商学术界为领袖者，为数不少，但真正能为推扬巴蜀文化的，以周开庆、陈翰珍、李寰三位乡长为代表。” 1978年后，两岸开始开放，周开庆创办的同乡会及其会刊的作用得到了更大的发挥。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刊已由原来的以刊载会员活动、会务近况为主转变为增有乡情报道、江津诗坛等栏目的刊物。去台的许多江津籍各界人士都提笔写出回忆家乡山水人物的文章和诗歌在此发表，增强了他们热爱家乡的情感。后来，会刊《江津》便又成了去台人员寻找大陆亲人，大陆寻找去台亲人的载体。同乡会还承担起在台江津籍人员回大陆探亲访友事宜的联络、咨询和相关事务的办事工作。更让人感动的是，大陆著名诗人、前永川地区专员、重庆市政协副主席凌文远，多次在会刊上与去台的江津籍著名诗人、独在异乡为异客的钟全昭、钟容昭等先生唱和。周开庆创办的台北市江津同乡会及其会刊《江津》，成了促进两岸人员交往和进行文化交流的平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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