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江津地方史》：白沙中国书店事件

江小微

           随着中共中央南南方局《关于组织问题的紧急通知》精神的贯彻，重庆城区的党员以正当职业为掩护，有的转移到了江津县城，继续从事革命活动。中国书店江津白沙分店的活动就是典型代表。中国书店总店设立在重庆，是陶敬之承头创办的。陶敬之是四川人，曾任记者，编辑副刊《国际时事周刊》等。1937年初，在万县任《万州日报》编辑，发起当地的救亡运动。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到重庆从事地下革命。江津党员漆鲁鱼发起组织重庆救国会，陶敬之是得力助手之一，担任救国会宣传干事。通过漆鲁鱼介绍，得知江津白沙素来是川东著名文化重镇，且富于革命斗争传统，遂来白沙设立中国书店分店。抗战胜利后，陶敬之在重庆从事统战工作，参加组织民主促进会，后任中共宜昌工委书记。1948年被捕，牺牲在中美合作所，是红岩革命英烈之一。
           白沙中国书店的任务，一是通过正当营业为地方党筹集活动经费，二是在白沙建立党的秘密联络站，三是秘密销售革命书刊，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店员陈建新和潘世和，原来是在江津被服厂弹棉场做小工的沦陷区流亡学生，在被服厂支部入党后，即抽调到白沙担任秘密地下工作。潘世和负责书店经营业务，陈建新负责党的交通。他们组织歌咏队，吸收学生和街道青年参加，出壁报，贴标语，推销《新华日报》和进步书刊，活动相当突出，引起特务注意。一个姓张的特务趁机接近书店，天天到书店阅读进步书刊，流露出对国民党不满的思想情绪，表示寻觅渠道奔赴延安。特务的伪装瞒过了地下斗争经验不多的陈建新和潘世和，吸收他参加了歌咏队，答应为他奔赴延安想办法。书店的活动情况，被特务机关秘密掌握和监视着，警宪等待着机会，准备利用书店这个缺口，一举破获中共江津地方党组织。
           陈建新考取了江安戏剧专科学校，白沙中国书店决定在1939年8月27日为他开欢送会。这天，与书店关系密切的党员以及进步青年，欢聚一堂。欢送会要表达革命内容，所以选择在白沙郊外的一个树林里，以青年学生郊游聚会的形式举行。共产党员刘星、朱芳道和预备党员董新等人参加了聚会。张姓特务以为这次聚会有重要人物出席，遂报告特务机关，制订了凌晨逮捕计划。当晚3时，特务包围了书店后，逮捕了陈建新、潘世和，以及参加聚会后住在书店的入党积极份子张自新、夏渝白和蒋萍。与此同时，宪兵在白沙街上的旅馆里，搜捕了刘星和董新。天明，特务放出风声，扬言在白沙中国书店抓捕了一批汉奸，将书店贴上封条封闭。负责行动的宪兵头子牛传钦致信白沙第三区区长傅先楷，称言：“查白沙镇中国书店出售违禁书刊，破坏抗战，诬陷政府。为巩固国防，保证胜利，极应予以查封。”对中国书店加以如此罪名，反映出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和积极反共的本质。被捕者被带到长江东海沱码头，准备用木船押送江津。有群众围观，为掩人耳目，特务声称逮捕了汉奸。被捕者大声抗言：“我们不是汉奸，是一群爱国的青年！”遭到特务粗暴制止，不准讲话。登船时，牛传钦送上糕点果品，满面含笑向大家“道歉”，说不该捆绑他们。船到江津，敌人把他们带到设立在文庙的宪兵营，采取外松内紧的办法，继续利用小恩小惠，企图分化瓦解被捕者。几天后，几个非党员被释放了。敌人换了一副面孔，摆出刑具，审讯陈建新，陈禁不住考验变节，招供出王世焕是江津特支书记，还供出了熊汇萱、岳健、汪启成、刘锡蓉、白启贤、朱芳道等。
           白沙中国书店事件发生后，江津特支即刻作出反应。首先派遣岳健到白沙查看情况，汇报特支后，形成了3条集体意见。第一，派人到重庆向上级汇报，设法营救被捕同志；第二，做好有关人员转移准备，以防敌人的更大破坏；第三，由王世焕、马鼎华了解被捕者情况，3天后特支领导在约定地点碰头，定夺处置办法。这3条意见，最大的问题是忽略了江津特支已经面临十分危险的境地，对敌人已经掌握党组织活动情况的事实被漠视了，所以没有作出党员立刻转移的决定，延误了宝贵的时间，以致酿成了接踵而来的不可挽回的惨重损失。
           9月3日，王世焕在家中被秘密逮捕。特务牛传钦、夏光行、杨近愚随即对王世焕进行了审讯，在敌人的威胁下，王世焕叛变，出卖了江津特支及其下属支部，供出了地方党员名单，敌人据此谋划对地方党员进行分批秘密逮捕。根据特支决定碰头的岳健未能见着王世焕，遂回被服厂，找到支部成员，商讨应对办法。一是转移，到重庆找《新华日报》，通过这个渠道向上级党组织汇报江津党面临的情况，以求指示。二是等待，目前情况不明，没有特支领导王世焕的确切消息和指示，擅自行动不符合党的组织纪律。当去留还未确定之际，国民党宪兵第二团第一营营长周致祥于9月6日开始了抓捕行动。他将密函送达江津被服厂，称“顷接密报军政部第一被服厂内职工岳健、白启贤、汪启成、刘锡容等四人，汉奸嫌疑重大，现正在积极活动中。请贵厂将岳健等四人送本营侦讯”云云。军政部第一被服厂即江津被服厂对内的称呼，属军管军工企业，厂内军警戒备森严。当天中午，岳健等4人刚下班，即被厂方军警包围在一间屋子里，逮捕后押解至厂本部，随即转押送宪兵营。两日后，白启贤在巴县铜罐驿被捕。被捕者全部关押在文庙宪兵营，审讯时，由叛徒陈建新出面对质。岳健首先变节，招供了被服厂支部的全部情况，提供了他知道的其他支部党员名单。敌人据此开始进一步搜捕行动。随即，马鼎华和渝女师党员朱芳道分别被岳健和王世焕带领的特务诱捕，学生党员熊汇萱在重庆参加完大学升学考试，返津后即被逮捕。由于江津特支领导层公开叛变，堡垒被从内部攻破，其他被捕党员纷纷变节，未被捕的也纷纷自首。
           住在白沙中国书店隔壁的21岁生病休学在家的女中学生陆兰秀闲暇时常去阅读进步书籍，认识了同是苏州人的书店负责人陈建新，参加了书店组织的歌咏队、时事座谈会等抗日活动。她目睹了书店被查封的全过程。她想，要援救中国书店的青年，只能靠驻在重庆的中共代表团了。第二天清晨，陆兰秀隐瞒着父母，乘小火轮赶到重庆，找到民生路的新华日报馆，经社长潘梓年介绍，她到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找到了董必武，详细报告了中国白沙书店事件经过。在返回江津的白沙途中，她想起了陈建新曾经说过，他们的工作是受江津被服厂工人岳健中领导的。她担心岳健中也会被牵连，中途又在江津舍舟登岸，去给岳健通风报信。结果被守候在江津被服厂的特务诱捕了，被关进设在江津文庙里的国民党宪兵营。不久被父亲设法保释出来，1940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6月，在“下关惨案”中被捕，遭到国民党特务毒打，受到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的直接关怀。南京解放前夕，为解放军情报部门提供大量的机密情报。建国后，在煤炭工业部、全国科协任职。1965年调任苏州市图书馆副馆长。1969年10月以后，撰写了一系列理论文章，以全盘否定的态度，全面批判“文化大革命”，公开要求为刘少奇同志平反。1970年3月25日，被造反派关押，仍决心“只要是真理，我最后一个人，也要坚持下去”，坚信“被颠倒的历史终究会颠倒过来的”， 惨遭极“左”势力迫害，于1970年7月4日被枪杀于苏州横山脚下，1978年平反昭雪。时人称之为“北有张志新，南有陆兰秀”。　
           从白沙中国书店事件发端，江津地方党组织遭遇了历史上的第四次破坏，也是最惨重的一次破坏。究其惨重教训，是江津特支没有积极贯彻川东特委《关于组织问题的决定》，没有积极贯彻南方局《关于组织问题的紧急通知》，以致党的活动过于暴露，党支部之间发生不当的横向联系，特支领导没有达到组织纯洁的高度。
           白沙中国书店事件发生后，上级党派遣陈丹墀以中国书店代表的身份抵津处理善后。陈丹墀斗争经验丰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他先在重庆《星星日报》当记者，不久转入重庆救国会负责人漆鲁鱼主编的《漆报》工作。1937年夏，考入抗日后援协会宣传队，深入川南各地宣传抗日救国。1938年秋，他投身钱俊瑞主办的战时出报供应所，积极从事抗日宣传和抗日书报资料供应工作。同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他被调派到新成立中国书店任会计主任，并担任党支部书记。陈丹墀抵达江津后，与敌人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他公开致函国民党江津县白沙第三区区署，表示：“窃本店成立以来，迄今六月，素以推进文化事业为职志。数月以来，在重庆、长寿、江津、大竹等地，供应书报，深得各地读者之爱护及各界人士之同情。本店白沙分店，于四月开幕。销售书籍，已达五月之久，从未发生不良现象。乃于昨天突闻该分店职员潘世和、陈建新、张自新等一并捕去；大部分书籍亦被搜去。本店闻讯，不胜感异。窃维本店未出版书籍，纯属营业性质。总、分店销售书籍，均自重庆各大书局批进，且系各大书局公开销售者。”陈丹墀据情据理诘问，有力揭露了敌人摧残文化，捕捉进步青年的罪恶。
           ——摘自《中国共产党江津地方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