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津往事1》：辛亥革命在江津之背景 钟治德

江小仙

辛亥革命在江津之背景

钟治德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在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由于资产阶级的妥协退让，革命成果被袁世凯窃取。江津人民和全国同胞奋起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统治英勇不屈的精神和可歌可泣的事迹，永载中国革命的光荣史册。

一、 重庆开埠对江津经济社会的巨大影响
1840 年，英国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南京条约》，沿海的广州、上海、福州、厦门、宁波被迫开放为通商口岸。中国国门至此被帝国列强打开，其侵略势力从沿海延伸至内地。1861 年，一批英国冒险家乘帆船沿着长江入川，历时 5 月到达奉节，他们千方百计收集川江航行资料，提出入川轮船应该具备的结构和特点，鼓动其他国家的侵略者利用先进的水上交通工具，打通深入四川的“黄金水道”。1869年，英国政府派专员到重庆，制定在长江上游开放更多口岸的策略和意见。作为重庆近郊的江津，英国人首次到来做市场调查，江津被列入了依附于重庆开埠的侵略视野。1874 年“夔关事件”发生，随即英国又制造了“马嘉理事件”，强迫清政府签订《中英烟台条约》，英国夺取“驻寓”重庆的特权。1890 年 3 月 31 日，中英两国在北京订立的《烟台条约续增专条》中有“重庆即准作为通商口岸”的消息传回英国，曾经力主进入重庆市场的立德乐这样致信《泰晤士报》：无论如何我们满意获悉在中国已经开放的 19处商埠之外，又增加了第 20 个口岸重庆，而且是位于中国最富庶、最有利可图的地区之一的口岸。其后，英国立即着手建立重庆海关，以控制中国西部市场的开发。1891 年 3月 1 日，重庆海关正式成立，标志着重庆正式开埠。1894 年，日本悍然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逼迫腐朽的清朝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日本和英国一样“一体均沾”，取得了重庆开埠的特权。1898 年 3 月，英国“利川”号试航川江抵达重庆，遂开川江行轮之始。1900 年 5 月，英国军舰“乌德科”和“乌德拉”号耀武扬威驶过江津长江水域，开往宜宾，是最早进入江津的外国军舰，1903 年，法国军舰停泊江津县城长江通泰码头三日，是最早停泊在江津的外国军舰，表明帝国列强侵略加剧，江津的大门被迫大开。
江津至重庆水路 72 公里，本埠的木帆船来往于江渝之间，与“洋船”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外商船只进入中国内陆领水后，造成了江津“船帮”的凋零与衰败。未经整治的航道状况不良，轮船极易撞沉木船。为了避免事故发生，中英双方进行了长期的谈判，先后实行轮船木船“分日行走”和“悬旗警告”的办法，结果是外国轮船独霸川江，并且碰撞木船，不予赔偿。可以说，江津人民反对帝国列强的意识，首先从川江之上滋生。
重庆开埠后，江津遭受到帝国主义的经济和政治侵略。江津是农业大县，农业生产类型是传统的依赖人力资源密集型生产，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特色十分明显。在外来资本的侵略下，清朝政府向人民转嫁经济危机，旧税加重之外，又增收新捐税。20 世纪初期 10年间，有 9 年是大灾之年，江津农业遭遇“康乾盛世”以后最惨重的衰退。列强经济侵略的重要形式是倾销商品。从事商品输出的重要机构是在重庆开设的洋行、公司、药房和酒店。从 1890 至 1911 年，各国先后在重庆设立的这类机构达 51 家，组成了一个巨大的经济侵略网络，把侵略的触角伸向全川，重庆近郊的江津等地成为腹地。“洋货”大量涌入，严重冲击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村家庭手工业，出现了《共产党宣言》里所指出的那种状况，即“旧的、靠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互相依赖所代替”。这种被动的代替过程，是中国近代社会半殖民地的显著特征。江津纺织业的事例就说明了这个沉痛的过程。光绪年间，江津棉纱年产约百余吨，1911年前后，“洋纱”大量进入江津市场，本地棉纱在艰难支撑近 10 年后，在市场上几乎销声匿迹。重庆开埠头 10 年，洋布年进入市场 65 万匹，这对江津棉布生产同样是巨大的压力。

光绪年间，江津年产棉布 35 至 40 万匹，销售嘉定、叙府、合州和贵州等地，年产值值银约 80 万两。洋布进入后，江津棉布生产出现了分化，家庭手工纺织失去了竞争能力，逐渐消失，具有实力的厂家虽然改良为机器生产，但是数量锐减是主要趋势。至 1912 年，江津年产棉布只有 6.8 万余匹。
早在鸦片战争以前，外国传教士就充当了政治侵略的急先锋来到江津。道光三十年（1850 年），法国人秦神父接管江津天主教教务，是来江津“传道”的第一个外国神父。他调走后，法国古尔孟神父接任。古尔孟披着宗教的外衣，打着“慈善”的幌子，忠实地执行着本国的侵略政策。1861 年，江津发生民教冲突，人民群情激奋，喊出了“驱逐神父，驱除洋教”口号。这场自发的斗争，比重庆第一次教案早 1 年，反映出江津人民在反对外国宗教侵略上的觉醒。1890 年和 1898 年，大足县先后发生了两次反教会侵略的武装起义。在第二次起义中，起义军兵分 5 路，其中一路向江津进发，得到了江津民众的呼应。

江津县群起响应，对四川新的义和团运动起了推动作用。这个历史时期，重庆中外关系的焦点长期集中在教案上。1891 年，江津秀才钟云舫写了《足邑教案论》，在四川首次论及中外关系。他在文中一面揭露帝国主义国家凭借武力，蹂躏我京师，荼毒我百姓，以及利用传教进行文化侵略的罪行；另一面指出中国人民对西方文化荒诞不经的传闻没有科学道理，大声疾呼“教案一再发生不惟有害于中国，亦且有害于西人”。但钟云舫的这些观点在当时没有引起当局的重视。

江津的大门打开后，西方文化带来了巨大影响。首先，西方文化有着优势，开始引起了江津有志之士的思索。钟云舫等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可以作为代表，他的《足邑教案论》和《东西洋赋》这两篇重要著作，使他成为四川“开眼看世界”的重要人物之一，就是在改革开放的今天阅读这两篇文章也有意义。其后，吴芳吉写出了《读外交失败史书后》，是江津宣传民主革命思想较早的著作之一。其次，西方文化带来了先进的思想。作为文化的载体，西方的有关法制、经济的文章，使一批民主先驱人物正确地接受了民主思想，要求改良社会。其中的典型人物是卞小吾。他早年提倡蚕桑工业，号召以实业作基础，徐图发展富强。接受西方文化后，他议论时政，开演说社，探索救国救民之道，借阐发黄宗羲“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已”，“天下之治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以宣传革命，并同杨沧白等商定行动计划，在重庆创办近代企业东华火柴厂以积聚活动经费，随即创办了四川第一家日报——《重庆日报》。第三，西方文化促使着教育改良。1898 年，江津开始办西学堂、算学堂，引入新式教育。1904—1905 两年间，江津新式小学达到 136所。新式学堂的兴起，使对外文化科学知识的渴求成为潮流，江津成为全川文化教育大县。

许多江津学子，走出夔门和国门，去追求民主和科学，成为杰出代表，如聂荣臻、李初梨、颜实甫、杨西孟、罗志如、李先闻、江泽民、漆淇生、漆克昌、李亚农等。第四，西方文化的影响，还表现在社会生活方面。1897 年，立德乐夫人在重庆倡议天足会，江津作为第一批响应的地区，建立了天足会。1905 年，江津人卞小吾在培德堂建立了女工讲习所，招收女工“半工半读，既授以文化，又授以技术，一洗中国几千年来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13建旧习”，这些妇女解放的实践，开风气之先的意义非常重大。表明江津作为重庆的近郊，在重庆开埠后，西风东渐的影响首当其冲，为历史进入现代社会作出了积极的准备。

二、清末新政对江津经济社会的巨大震荡

20 世纪初，清政府实行“新政”，大力提倡发展工商业，江津近代商业开始发展。这种背景，首先是重庆开埠以后西方资本入侵的刺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解体，新的商品结构代替了传统的商品结构，商品流通愈来愈频繁。江津县城和白沙商会先后建立，日商新利洋行、三重公司在白沙设立机构，直接经营土特产。白沙商务之繁盛超过江津县城，始有“小香港”之谓，成为四川四大镇之一。江津和白沙两个重镇的商品交流渐趋繁荣，成为江津城市化发展的近代源头。

随着重庆开埠，西方文化对商业经济带来巨大影响。1904 年，县人冉隆泽等人创办了四川第一个农业科学技术团农业研究会。这是仿效西方社会成立的协会，整合了农业经济中的力量。在川盐贸易中，出现了效法西方经济联合体，具有垄断特点的“江津帮”。江津人何鹿蒿开办的鹿蒿玻璃厂，不惜重金聘请日本技术人员，花巨资培养员工，表明已具有长远占有市场的商业竞争意识，江津开始了真正意义的开眼看世界。1910 年，清政府举行盛大的博览会——南洋劝业会，鹿蒿玻璃厂生产的玻璃器皿和江津生产的花麻布赴会展览，被列为“均皆改良制造”的好产品。次年，鹿蒿玻璃选送巴拿马赛会，获得一等奖。这是江津人为重庆商业创造的首个国际大奖。在近代商业活动中，“行帮”的作用十分突出。清末，江津商业行帮已经很完善，到现代初期，发展到近 50 个行业，大的“行帮”为糖、酒、盐、粮业。另外，江津近代经营煤炭的“行帮”也有名气，称“生熟炭帮”，也称“乌金客”。当时，江津本土小煤窑生产的煤炭称为山炭。通过水上运来的外地煤炭称为河炭，江口、几江、白沙成为重要的煤炭转运站。江津商业的勃兴，起着对中心大城市重庆的支撑作用。江津商会是近代商业的产物。商会肇始于戊戌变法，由清政府提出兴办商会，戊戌变法失败，此项新政随之流产。迨至《辛丑条约》签订后，1903 年清政府设立商部，后改为农工商部，颁布《商会简明章程》，承认资产阶级合法权益，允许和提倡工商业者成立商会。此后，商会组织逐渐发展到全国各地。江津近代的商会于 1909 年率先在白沙出现。

商会在商业的发展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由于商会的领导人物，大多为富商名人，商会在发展史上融入政治生活是一种必然。商会的社会号召力不可忽视，比如兴办新式学校，往往就出于商会的号召和经济支持，这些学校的创办，吸引了外来的优秀教师，带来了先进思想，影响了江津青年。

近代商业渗透到方方面面，解构了自然经济时代土货与广货交换的结构形式。“洋货”通过外商涌入市场，进口商品结构发生了变化。华商是商业活动的主体，江津的枳壳、棕丝、猪鬃进入国际市场，出口商品的结构发生了变化。江津得以重庆为枢纽的四川外贸中心之利，近代商业开始改变传统面貌，封闭的江津已经开始和世界建立起了新的联系渠道，为江津人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封闭的江津虽然在近代商业中开始走向世界，但是是被动地卷入世界市场的，具有三大不利因素。首先，洋纱、洋烟等商品排斥了传统的手工工业，导致了蚕农和烟农的破产。

这种内地市场渗透了世界资本以后，传统产品往往黯然失色，洋货支配着消费心理。其次，由于缺乏关税的保护和自身强大民族工业的抵制，出口的少量土特产不能缩小进口商品流通中形成的巨大剪刀差，大量白银外流，造成民生日艰。第三，在江津微弱的近代机器工业兴起后，其产品仍然受到外国商品的激烈竞争，起步中的民族工业受到排挤，阻碍了经济商业的近代化进程。

市场的发展与商业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近代，江津已经形成商业城镇和农村集市组成的市场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几江和白沙已居于突出的地位。随着江津近代商业经济的发展，其所处重庆上游的地位越来越重要，通过川江水路和滇黔陆路的客商，把江津作为了重要的驿站，江津因此形成了沿江和集镇交织的商品流通网，几江、白沙、李市等城镇，成为著名的商品集散地。“地当扼泸渝，控涪合之冲；接滇黔，通藏卫之隘”重要位置的“大江津”经济战略理念，是从近代成熟的。在市场布局上，江津水运便利决定了市场分布。早在 1880 年，江津就有了 74 个集镇。在近代商业经济发展中，这些集镇起着向大农村延伸的作用。长江沿岸有珞璜、顺江、德感、江津、龙门、油溪、白沙、石门、羊石盘、朱沱等 10 个场镇，其中白沙“烟火两千余家，最为繁富，津邑水码头，当以此为第一”。

綦江沿岸有顺江、仁沱、真武、白溪、清泊、西湖、贾嗣、五岔、广兴等乡场。笋河沿岸有白溪、夹滩、沙梗、两岔、清平、月沱、傅家、紫云、三合等乡场。李市场处于江津的腹心地带，“烟火千余家，为陆市第一”，遂有“水码头数不过中白沙，旱码头数不过李市坝”的谚语。白沙市场体系最为完备：梁子上至十字口一条街，为绸布百货市场；衙门口至黑龙江一条街，为酒业经营市场，名槽房街；公园路口至横街子，经营土布，名布市街；西河街经营日用品，名为日杂品销售市场；自大庙子起，会仙桥起至东华街，多为油坊、面坊、铁器铺，是油业铁器市场；还有江津著名的粮油市场、“好吃街”；朝天咀为米帮码头、二蹬岩为盐帮、糖帮码头，最繁荣的时候，日进出五六百只商船。白沙为防止土匪劫场，保护商民利益，曾成立护商队，于周围紧要处建立碉堡营房，派兵丁驻守，并在场镇周围要道隘口高筑围墙，修建栅子门，每晚有更夫巡逻关栅，以策安全。清末“新政”虽然倡导工商业的发展，但是苛捐杂税却加重着民众的负担，这是近代商业不能长足发展一个重要原因。清初开始，江津传统的赋税是田赋，称正粮。江津田赋本来较前代为轻，较之本省其他县份也不为重，但清末，以正粮额为依据频繁加征附加税，统称津捐，包括津贴、捐输、常捐、新捐等众多名目。津贴的征收开始于嘉庆年间，当时为缓解镇压四川农民起义的军费亏空，和正粮同额，从此以后，历年照征。捐输也从嘉庆年间开始，是军费的派征银，以后逐年增加，该项税银专设津捐局，常年由官督绅办，故亦称常捐。新捐是“辛丑条约”赔款产生的，由百姓从 1901 年起“买单”至 1911 年，除
正粮附加税外，清末江津人民的税负还有契税、肉税、酒税、油税、糖税、盐税、邮件包裹税、茶课、鱼课、牙课、当课、官硝公费、官磺公费、烟灯捐、钱局捐等。江津盛产白酒，酒税更是繁重。在征收苛捐杂税中，官吏浮冒侵蚀，收支不公开，民众实际负担比历史记载面额还重。民众不堪其苛酷，农村手工业加剧破产，城镇工徒失业，商业凋敝。朝政腐败，积弊积弱，赋税繁重，实为引发人民革命主要导因之一。

三、江津近代工业的发展为江津辛亥革命准备了领导阶级

随着重庆开埠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江津作为重庆上游的第一个通商口岸，沿江的几江、白沙开设了一些小型的工业企业，农村传统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也遭到了破坏，出现了象征近代化标志的近代工业。随着近代工业的出现，江津社会出现了一个新兴的阶级即资产阶级，他们在历史发展进程中被解读为民族资产阶级，分为上层和中下层两个部分，上层大多是大地主、大商人、买办、官僚转化而来的，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下层一般是手工业作坊主和中小商人转化而来。近代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发展，也给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较为宽裕的余地，兴办工厂的丰厚利润也刺激了一部分地主、官僚、买办、商人等进一步投资于近代工业。几江和白沙两镇，在这个时期得到巨大发展，而白沙为甚，成为江津近代工业龙头，号称川东第一大镇，可见辛亥革命中的“白沙首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1895 年前后，白沙、几江两镇的民族工业发展出现了第一次高潮，发展速度、设厂数量、投资规模远远超过了以前各个时期。这时，属于民族资本的商办厂矿的资本总额，已超过官办或官督商办企业，取得了主要地位。20 世纪初，特别是 1903 年以后，江津民族工业发展出现了第二次高潮。白沙、几江两镇辐射意义昭显，江津县境内其他较大的中心集镇出现工业企业，且向县境外拓展，成都、重庆、自贡、泸州等地，都有江津企业的影响。20 世纪初，民族工业出现了新的高潮。这次发展的规模、投资的金额、投资的范围都超过了以上两次。投资的范围更广，除原有的缫丝业、棉纺织业、火柴业等在这一时期有了很大发展外，江津民族资本还进入了制盐、烟草、肥皂、电灯、玻璃、锅炉、铅笔、化妆品等行业。1905 年，民族工业以“抵制美货”的反美爱国运动为契机，大力发展，抢占商品市场，江津民族工业被外界视为“江津帮”，在巴蜀有着重要地位。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同时投资于几个行业或拥有较雄厚资金的上层资产阶级，中国资产阶级力量进一步壮大。上层资产阶级凭借自身兼有的封建性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关系，揽有一定的特权，获得中下层资产阶级不能得到的资本积累条件，形成拥资巨亿的大资本家，出现显赫世家。经济的发展，在文化教育产生相应的反映。新式学校勃兴，江津为全川新式学校数量之冠，吸纳一批具有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执教，在 1905 年后中国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和立宪运动成为重要的宣传家和先驱人物，其影响所致，为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的集中表现的辛亥革命提供了思想准备和理论支持，使民族资产阶级成为江津辛亥革命的领导阶级。

同盟会成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革命团体，重庆是四川同盟会活动的中心，在四川辛亥革命史上占有重要地位。1906 年，根据孙中山指示，在公强会基础上设立重庆同盟会支部，江津代表出席了成立大会，站在革命宣传前沿的资产阶级新知识分子成为重庆同盟会支部会员，江津籍在外加入同盟会的会员，因回乡教书等原因，也将关系转入重庆同盟会支部。1907 年后，重庆成为四川同盟会活动中心，作为重庆近郊的江津，汇入时代潮流，崛起了辛亥革命的著名宣传家卞小吾，被追认为辛亥革命烈士。卞小吾名垂中国民主革命青史，是江津近代资产阶级成为辛亥革命领导阶级的有力证据。

四、会党在江津的壮大成为辛亥革命冲锋陷阵的生力军 孙中山先生论及参加辛亥革命的社会势力时说：“综计诸役，革命党人以一往直前之气，忘身殉国，其慷慨助饷，多在华侨，热心宜传，多为学界，冲锋破敌，则在新军与会党。”结合民国本江津县志和四川、重庆相关史料，可证在辛亥革命时期，江津会党势力空前壮大，形成了同盟会与会党的联合战线，可谓是江津近代民主革命史具有统战意义的开端。 江津地处上川江与下川江的跳板地带，历来会党势力林立，是四川会党重要地区。

四川的会党前身是哥老会，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反清秘密组织。哥老会后来发展为袍哥。江津作为四川大邑，外来移民设立自己的会党堂口组织迅猛发展。鸦片战争后，随着中国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沦落，社会经济日益凋敝，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趋激化，江津各种会党发展到力量鼎盛时期。会党组织遍布城市乡镇，渗入社会各阶层。这也是辛亥革命中，江津反正高举“汉流”大旗的原因所在之一。江津近代会党的发展是同封建经济结构的解体相联系的。在这解体过程中，既有大量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破产失业，也分离出一批批终年流浪江湖的游民和出入营伍的游勇。会党既有反对压迫的传统，也以互助互济为号召，因而不仅破产失业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纷至沓来，游民、游勇更是如水赴壑。会党多利用下层工作。“其组织法，先询其人之身家己事。如身家清，己事明，不为群众遗弃者，即业惊、培、飘、猜、风、火、爵、耀、僧、道、隶、卒、戏、解、幻、听等均能会”。因为“以上各界人士均有入汉留之必要，或作侦控，破彼方之秘密，或司传达，使各方之联络，或任调查，明各方之消息。均于汉留有绝大补益。至于各门，虽有种种骗术，或施之于悭吝之辈以伸其积愤，更发彼猛省以为快耳。而况是革命团体，主破坏性质，借以扰其后方耳”由此可见，会党对社会各阶层都是广泛容纳的，只要拥护其反清宗旨，皆可人会。这样，不仅大量下层群众蜂拥参加，而且“绅富相率效尤，亦立各会”有的地主士绅或出于对帝国主义横行，清朝苛敛的不满，或出于为雄踞一方觅求凭借也注意掌握会党。“绅粮之家，亦有在会者，名为借此保家，实则广通声气，以自豪恣”。于是，会党便无孔不入，渗进四川社会各阶层之中。“入会者自绅商学界，在官人役以及劳动苦力群不逞之徒莫不有之”。

会党并非散沙一盘，江津边远乡镇，会党一般分为“仁、义、礼”三号堂口，几江、白沙、油溪、李市这样的人烟辐辏、地位重要的大镇，会党有仁、义、礼、智、信五号堂口，有上中下三堂之别，并有清水皮、浑水皮之称。清水皮者，树党结盟，自雄乡里，专尚交游，不事劫掠。浑水皮则良莠不齐，藏垢纳污，触法犯禁。会党成分是相当复杂的。尤其是浑水皮中集聚着大量下层群众，他们敢于触犯禁令，是会党中铤而走险的中坚势力。会党有一定的产业和金钱，有招纳四方豪士的物质条件，可以一呼而集，自带钱粮相从。会党封建等级制度严格。之所以要分三个号、或五个号，是与会众所属的阶级、阶层有密切关系的。虽然原则上各人参加那个堂口是出于自愿，但实际上，有田产和社会地位、文化程度高一些的人多半上堂口“仁字旗”。因此，“仁字旗”是哥老会的最高级别。凡不能进上堂口的人多进中下堂口，即义、礼、智、信字旗。义字旗号是最普遍的公口，参加者主要是小地主、小商、小贩、农民、城市平民、士兵、游民等。内部也以会员的社会地位有九排席次，最高领导者是“龙头大爷”又称舵把子，有指挥全权，一呼百诺。这样的龙头大爷，在后来辛亥革命中，往往就是一方一地的军事总指挥。如江津同志军攻打合江县城和綦江县城，其实就是袍哥龙头大爷指挥的，会众能够拼死效命。在会党内部，一方面标榜哥弟平等，另一面又是等级森严。堂口内部的席次，实际上是一种封建家长制组织形式，是封建等级制在哥老会这种旧式秘密结社中的反映。会党在各集镇码头所具有的独立性，也是与小农业社会的分散性、孤立性相一致的。因此，江津近代会党仍然是一个具有封建性的组织，尽管它曾发动过多次反帝反封建斗争，以及支援过大足、合江、綦江、永川等地的武装行动，但总是不能脱离旧式自发斗争的老路，也即不能走上近代民主革命的轨道。

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进入了比较完全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新时期。此时，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成了时代的中心，掌握着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同盟会重庆支部建立后，江津会党首领多与发生联系，表明同盟会有目的对会党“整理与指导”。当时的报纸，有这样的记载：在会党中“觉悟汉流来源，知道革命大义的各码头都有”。囿于史证有限，江津堂口众多的会党是如何接受“整理与指导”的，难觅细节。但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辛亥革命爆发前夕的江津同盟会员，有的是同盟会员与会党党首的双重身份，二是白沙首义后，负责统一军事行动指挥的冉君谷是重庆同盟会支部派遣的特派员。

武装斗争是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四川保路爱国运动深入发展激化了社会阶级矛盾，白沙首义揭开了江津乃至全川辛亥革命的军事斗争序幕，进行反清武装斗争的组织形式是保路同志军，领导者是同盟会员。以农民为主体的同志军，其实多数是会党武装力量改换旗帜。同志军的迅速组成则是同盟会联合会党的成果。民国本《江津县志》载：“是时党人与民间会党糅杂，皆以同志军为标帜。”同志军“人不过佣工牧竖，器不过抬炮鸟枪。”同盟会同会党建立的联合阵线，实际上是暂时把聚集在会党旗帜下的各种反清力量集中到了自己的手里。会党的主要成分是以农民为主的下层群众，同盟会与会党联合阵线的主要阶级内容便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与农民的间接联盟。辛亥革命后，江津各种会党的革命成分没有向前发展进步，不少会党道门成为反动派的帮凶，走上了与中国共产党为敌的道路。解放之初，江津残余反动道门多达七十余个，是四川省最多的县份，西南地区最后一股顽匪潜伏活动在江津境内，就是最大的历史证据。另一方面，辛亥革命时期，同盟会重庆支部以会党为纽带曾一度集中江津的会党势力，使江津同志军在周边地区产生巨大影响，并有部分江津同志军成为蜀军政府正规军，但是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妥协性，只能凭借毛病甚多的会党来间接动员群众发动局部武装斗争，这种集中是极其有限的，最大限度仅能把江津会党力量集中到覆亡清政府基层政权的程度，而远不能广泛深入的发动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将反帝反封建革命进行到底。在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眼里，以农民为主体的同志军只不过是他们夺取政权的工具。江津反正，清朝基层政权倒塌，资产阶级在暂时地取得了某种意义的胜利后，即毫不留情地抛弃农民，甚至反对和镇压农民继续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江津底层人民虽然投身了旧民主革命的统战洪流中，却没有也不可能从中找到彻底解放的道路。

（文源：《江津往事1》，作者庞国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