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津往事1》：卞小吾与《重庆日报》 卞稚珊

江小仙

卞小吾（1872—1908），清《重庆日报》创办者，名鼒、章垿，江津稿子坝人。参加蔡元培等组织的爱国学社，到上海监狱探望邹容、章太炎，密购邹容《革命军》等读物回渝。创办东华火柴厂、女工讲习所等。著名的“辛亥革命烈士”。

卞小吾与《重庆日报》

卞稚珊

先父原籍江南，明末移居江津县稿子乡龙井湾，至吾父已 19 代。世代书香，成为江津江、杨、韩、夏、李、曹、董、卞、白、周十大封建家族之一。父生于 1872 年，兄弟 5人，长兄章枟号预生，二兄章泽号子宣，四弟章锦号云裳，五弟章越号秀麾。吾父排行第三，天资聪颖，气宇轩昂，最为祖父元九所钟爱。他望子成龙，继承书香，不惜重金聘请合江著名学者胡耿堂，到龙井湾岱云馆授课，所教经史百家之书，尽古人之陈述。久之，吾父深感这种家庭教育束缚身心，乃征得元九老人同意，转学白沙黑石山聚奎书院。黑石山乃读书胜地，该书院人才荟萃，足使人耳目一新，吾父方知庭训学校之外，另有天地；《四书》、《五经》之外，别有学问。终于不负先人期望，于 1888 年考取秀才。

但因苦于对国计民主全然不知，亟思游学他方，学习新文化，接受新思想，以期广交从，熟历涉，长识见而起志气。于是退出书院师从革命知识分子，探索救国救民之道，与渝中知己“新社”杨庶堪、田心澄、董鸿词等组织“游想会”，农历每月初一、十五，相邀到重庆市郊，议论时政，针砭时弊，追求真理，从不稍懈。吾父不仅深通经史、政治经济知识，尤好探讨历朝兴亡盛衰之道，留心经世致用之学，以期从中接受教育，吸取力量。对明末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和哲学家黄宗羲的学说，最为推崇。黄宗羲对专制的暴君政治和现存的封建秩序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在其所著《明夷待访录》中说：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治天下“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这种富有爱国主义精神和朴素的民主主义思想结先父日后赞成孙中山先生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以极大影响，从而坚定了他投入民主革命洪流的信心。

“君为天下之大害”一语，正是当时那拉氏慈禧的真实写照。她为了纵情享乐，竟把全国人民节衣缩食为国输将用以兴办海军的经费，移作修建颐和园之用。吾父极为愤慨，在他创办的《重庆日报》上曾转载上海《苏报》揭露此事，标题为《老妓在颐和国之淫行》，以致为后来惨遭清朝统治者杀害理下祸根。

1902 年以后，四川青年邹容、吴玉章等人纷纷赴日留学，接受新思想。吾父深受影响，决心背叛封建家庭走上社会投入救亡运动。方向虽定，但究从何入手？他感到迷茫，乃与杨沧白、朱叔痴等至交密商，一致主张吾父先到京沪探视形势，再定具体行动。吾父乃于 1902 年到北京，经过几个月多方面的接触了解，目击到当时北京的形势，义和团运动的失败和八国联军的残暴入侵，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已暴露无遗，人们对它已完全绝望。越来越多的人把国家民族的命运殷切地寄希望于革命党。与此同时，也有很多人摆脱了保皇立宪而走上革命阵营，这是一个深刻的变化。正是由于国内形势有了深刻的变化，国内各种力量的矛盾，正在围绕反清革命与拥清保皇进行激烈论战，何去何从，正等吾父选择。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孙中山的《敬告同乡书》，揭开论战的序幕。

在这革命与改良两条道路及革命、改良、朝廷三方面角逐的形势下，吾父断然肯定了革命的趋势，革命派是时代的主角。当时北京经过兵燹不久，清廷惊魂未定，决不容忍革命党人再闹乱子，特戒备特严。尽管吾父满腔热忱，不推翻帝制，不足以救国家危亡。但仍须审时度势，谋定后动。遂于是年冬离京南下到沪。革命声势却风起云涌，先父得与马君武、谢无量、冯自由、章行严等同志和其他革命党人及日报记者朝夕过从，畅谈国是，无所忌讳。同时，还经常参加南京路蔡元培、吴稚晖领导的“爱国学社”及该社师生每周在张园举行的演讲会，不管顽旧之辈对师生高谈革命放言无忌，持极端反对态度，而吾父均津津乐道，每会必至，每至必有所得。

当时上海的新闻界，只有章行严主笔的《苏报》才满腔热忱把该报辟为“爱国学社”师生发表言论的园地。其中最使吾父感动的是章炳麟《驳康有为政见书》：一驳反对排满主义；二斥不应颂扬载湉而论种族革命和政治革命；三推论满清政府立宪之必无成就；四论印度灭亡之原因。痛斥革命可致亡国之谬论。立意鲜明而又警辟，极为当时一般有志之士所称道。继又刊载《介绍邹容“革命军”》，文中使清朝政府极端忌恨的是“载湉（光绪）小丑，来辨菽麦，挺而走险”，清政府抓住这点以所谓“故意诬蔑满清皇帝，底毁政府，大逆不道，欲使国民仇视今上，痛恨政府，心怀不测，谋为不轨”等语向英工部局提出控诉，继而震撼全国的“苏报案”发生。结果，《苏报》被查封，章炳麟被捕，于 1906 年 6月 29 日刑满释放。邹容自动投案，不耐监狱之苦，于 1905 年 4 月 3 日病死狱中。这对吾父是一次有力的鞭策。当时由此而对有志青年激起了一股杀头不怕、坐牢为荣的大无畏精神。先是吾父曾三次与狱中的邹、章商议继续革命的办法，邹容等当时认为清朝政府与帝国主义之间，已在密切勾结，一致对付革命党人。上海同北京一样，劝吾父应暂避其锋，而西蜀地处边陲，交通不便，但民气甚高，教案累起，反清灭洋运动，此起彼伏，未尝中辍，大有用武之地，亟宜回川图之。吾父义不容辞，毅然承担责任。即于 1904年 2 月返渝，向杨庶堪、朱之洪、朱蕴章、燕梓材、肖九垓、周洪极等革命前辈汇报京、沪革命形势及党人期望。经过反复协商，一致认为必须从当前四川实际情况出发，找出办
法。

当时，全川人民正与川督锡良为首的官僚集团所把持的川汉铁路公司收归自办而力争，对此，吾父认为首先创办报纸以揭露清廷的腐败无能，宣传革命思想，唤起群众；其次，旧的科举制度虽已废除，而新型学校尚少开办，应大力提倡新的文化以吸取欧美和日本等国的先进科学知识，以开民智；再则，鉴于洋货充斥市场，利权外溢，实为造成国弱民贫的一个重大原因，因而应自力更生，振兴实业，抵制外货，挽回利权，以苏民困。以上主张，深得渝中党人的支持，惟以经费无出，颇费踌躇。吾父感到如果决而不行，拖延岁月，只能导致众心涣散，贻误机宜。为了早已实现原有拟议，不负邹、章的嘱望，乃决心毁家以赴，毅然效法陈范（梦坡）先生捐资接办《苏报》之举，遂返家与吾生父（子宣）谋策，将两房分得祖遗田产全部变价得银 6000 余两，悉数作办报经费。复去上海购陈天华所作《警世钟》、邹容所作《革命军》及《苏报案纪事》等禁书数百册，于次年春秘密运抵重庆，最早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广为散发。经过数月惨淡经营，在重庆新闻史上作为鼓吹民主革命的最早的一个日报——《重庆日报》1904 年 9 月在重庆方家什字（今市中区民生路重庆宾馆对面）麦家院创刊发行。报纸是用四开土白纸活字印刷，每份售价40 文。报上亦刊登广告，作为报纸主要收入的售报费、广告费都不够开销时，所差经费均由吾父以变产之款贴补。为了使日报充分发挥人民喉舌的作用，使官府不敢肆意摧残，遂利用当时官府害怕洋人的卑怯心理，物色一个外籍进步人士权作掩护，因此，聘一日人竹川藤太郎出面担任社长，兼东文学堂日语教员。办报纸的宣传方针和内容，完全由吾主持。吾父还聘请了志同道合的好友肖九垓、燕梓材、周拱极等激进的爱国人士分任编辑和记者等职务。

《重庆日报》一出版就以鲜明的战斗性受到社会广泛的关注。它报导的内容不仅是宣传妇女要解放，还提倡男女平等。宣传要开工厂、办学校，富国强兵。报纸还揭露地方官吏的种种丑闻，诸如重庆知府鄂芳等的劣迹都有报导。对清王朝勾结帝国主义掠夺我国资源，残酷镇压人民反抗的一些事实，吾父亲自撰写社论予以抨击。1905 年中国革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重庆是同盟会人活动中心之一，吾父同杨沧白等革命党人研究决定：更进一步贯彻自己的主张，满足同志们的期望，又集资创办东华火柴公司于白象街，厂址则设于通远门外兜子背。并在重庆黄桷街创立了东文学堂，在培德堂建立了女工讲习所。吾父亲自给女工们讲课，激发她们的爱国民主思想，给中国几千年“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流毒以当头棒喝。当时四川人民与清王朝为川汉铁路路权问题已开始出现冲突。《重庆日报》坚决站在全川人民一边，立即支持四川人民保路权的斗争，反对清王朝把路权收归国有。在揭露清王朝腐败方面，敢于转载上海《苏报》题为《老妓在颐和园的淫行》的报导，矛头直指专横残暴的西太后。吾父和《重庆日报》的革命活动，使清王朝四川当局十分惊慌。四川总督锡良命令川东道贺荣、重庆知府鄂芳要不惜一切取缔《重庆日报》和逮捕吾父。由于《重庆日报》的社长是日本人竹川，要封闭该报必须首先使竹川离开重庆，以免外交纠纷。于是川东道台和重庆知府经过精心策划，决定利用日俄战争之机，策划日本驻重庆领事驱逐竹川回国服役。可是，就在竹川回国前，传来了日本在战争中的捷报。竹川以报社社长名义邀请旅渝日侨及地方当局贺、鄂等官员饮宴观剧。当舞台上演出官场中种种丑态时，吾父在席间不禁击节赞赏，纵声大笑，引以为乐，无所顾忌。贺、鄂在座见状，至感狼狈，惭愤之状毕露。

不日竹川离渝回国，社会上已传出风声，尽管吾父系以《重庆日报》记者身份进行工作，但清朝统治者仍将趁此机会狠下毒手。革命党人曾多次力促吾父暂避一时，以免革命事业遭受影响，吾父则慨然不以为可，认为革命事业正在蓬勃发展，岂可因我一人之安危而停止工作。吾母祖权更是力劝吾父离渝出游，暂避其锋，吾父佛然曰：章炳麟坐监能避不避，邹容更自愿投案，何等伟大，吾岂能后人，又何惧哉，苟不幸，上可以质黄天后土，下可以对四万万同胞，亦无憾也！他义无反顾，积极为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清王朝的腐败统治而加紧工作，《重庆日报》照常出版。

1905 年 4 月 29 日晨，吾父照例步行到女工讲习所授课，途经方家什字路口，早已潜伏在拐弯处茶馆的衙役，突然趋前请吾父立刻去巴县衙门谈话。吾父察其来势，心知有异，乃推说回家更衣再去。瞬间又聚集 10 余人，簇拥而上，不容分说，挟持吾父强乘他们早已准备的官轿，急速抬进巴县衙门，从此即被软禁，禁与外通。同时，当局立即查封《重庆日报》。这份最早在重庆宣传民主革命的日报，仅仅出版八个多月，便被清廷残暴地摧折停刊。这一事件，在当时引起相当大的震动，被称为“重庆的《苏报》案”。继《重庆日报》被查封后，东文学堂、女工讲习所、东华火柴公司等因无人再敢主持而陷于停顿。先父及其同仁开创的革命事业因此毁于一旦。当时渝中党人以及至亲好友曾对先父之事多方打听营救，但都因反动政府封锁严密，支吾推诿，而未能侦悉其禁之地，更没见公开审问一次。后悉吾父经 10 余日的软禁，于 5 月中旬连夜解省，监禁于成都科甲巷待质所，年余不审亦不释放。

此时，成都知府高增爵，既怕牵涉革命，惹火烧身，又怕无辜定罪，众愤难平，故系狱三年仍未能找出罪名以死吾父，而必欲死吾父之心则未尝稍减也。吾父虽失去自由，而革命志气却有加无减，他身处逆境，而无忧色，自谓忧亦无用，从未因此而丧失生活信心和斗争的勇气．在狱中所著《救危血》、《呻吟语》及其他诸章，皆为宣传革命思想之作，传诵一时。

在狱三年，其所以坚持斗争而气不馁者，盖寄无限希望于同盟会也。以吾父被捕之年，正是孙中山先生派熊克武等回川成立同盟会支部之时，从此革命风暴一日千里，其进展之速，出人意外。可是，熊克武、杨庶堪、朱叔痴、但懋辛等革命先辈对吾父的声援营救愈急，而清王朝四川当局阴谋暗害吾父的心亦愈切，竟不择手段，授意高增爵暗使狱吏，威逼利诱同狱判处永远监禁的王佑生伙同狱卒于 1908 年 5 月 15 日深夜用匕首杀死吾父于狱中，身受 70 余伤。

狱中规定严禁刀剪铁器，何来匕首？其蓄意陷害可知。当彼等行凶，绕室追逐，血溅满地，狱中人闻吾父惨呼约两小时之久，迄无一人敢救，显然是当局预谋无疑。次夜又将王毒死狱中以灭口凭，并扬言王系畏罪自杀。明明是无辜的政治案件，一变而为仇杀案件，反动统治者以为这样做便可以一手掩尽天下人的耳目。但是，历史的车轮不是任何反动势力所能挡住的，越三年而辛亥革命之役发生，终于推翻了满清王朝的封建统治。

1912 年民国建立，经杨沧白、熊克武等诸革命前辈商讨提出：以吾父死事惨烈，悯其无后，征得我生父子宣的同意，立我为嗣子。原名肇湖，又名肇基，号稚珊。是年四川稽勋局成立，为崇敬和纪念吾父以身殉国，在为重庆辛亥革命进行思想准备和舆论准备的过程中，对革命有贡献，特追赠“辛亥革命烈士”光荣称号，给抚恤金 600 元。并以官费保送我到南京大石桥孙中山、黄兴创办的忠裔院读书。

（文源：《江津往事1》，作者庞国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