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节在一片欢乐和喧嚣的气氛中渐渐落下了帷幕，电话那头传来的声音却是一如既往的平静。虽然在北京定居已经多年，邓若曾说的仍旧是一口浓浓的重庆话，作为前国家女排主教练，邓说自己退休之后过的是“平民百姓的生活，很平静，也很充实。” “我住在北京近郊通州区，周围就是村庄及满眼的庄稼地。”尽管不常回重庆老家，但对故乡的一草一木，邓若曾仍旧有着很深的记忆，作为江津邓氏后人，邓说今年3月26日一定要回重庆看看，“因为那一天是聚奎中学135周年纪念。” 提起江津聚奎中学，邓的话语中颇多感慨，那不仅是他的母校，也是其祖上兴学办教育所留下的一份产业。而江津邓氏一家自兴盛之日起，就与聚奎中学结下了一世不解的情缘。 夔门一出天下宽 发生于清康熙年间的大迁徙，在江津白沙镇留下了一户江西来的邓姓人家，咸丰年间，邓家出了一个胆识过人的后生仔邓石泉。 邓石泉，原名邓洪顺，后嫌“洪顺”二字太过平常土气，遂改名石泉。邓石泉自幼入私塾，因家贫辍学，当了个卖针头线脑的街头小贩。后在白沙江边上参与淘金，渐有积蓄。 清咸丰二年（1852年），太平天国起义军攻克武汉，淮盐西运受阻，湘鄂皆淡食，清廷急调川盐济困。由于战乱，大量盐船困于夔门不敢出川。 邓石泉看中这个机遇，在重庆开设“洪顺祥”盐号，带领盐船出川，运盐东下，一去数年，杳无音信。直到老母亲的眼睛都快盼瞎了他才回来，同时带回来的，还有刀丛中往来贩运赚得的巨额钱财。 我市作家邹越滨曾对邓石泉当年所举做了一个生动的注释：“如果用现代语言对邓石泉此举给予注释，那就是他以敏锐的眼光看准时机，再以过人的胆识作为高风险投资，从而取得了丰厚的回报。” 重庆开埠后，商品经济逐渐发展，白沙镇地处川西、川南及贵州通川东的水运要道，经济发展比较迅速，而教育则异常落后，江津的几水、育才、华峰几所书院均在下半县境内。邓家振兴后，邓石泉不像一般暴富人家那样，沉湎于斗鸡走狗、声色犬马，却与白沙团总张元富曾多次磋商如何发展乡间教育。在得到时任江津知县国璋大力支持后，邓与众多乡绅富商一道，办起了聚奎书院，取“奎主文昌”（《孝经·援神契》）、“奎主武库”（《春秋全诚图》）之义，意即聚集天下文武双修之英才。 从邓石泉开始，邓家一代又一代的兴学办学、不断投入，聚奎书院也在不断成长，由小学而完小，由完小而办起了初中，由初中而成为完中。至今以130余年的校龄屹立在白沙镇黑石山上，成为邓家数代人传奇的见证。 豪气办学结硕果 今年已经81岁高龄的聚奎学校老校长罗昌一介绍说，1905年，书院后期，学生离校后去重庆、京、沪学习新学的、留学日本的数十人。其中有旧民主主义革命烈士，四川第一家《重庆日报》创始人卞小吾，教育家邓鹤丹，省咨议局常驻议员周常昭，企业家邓鹤年等等。 抗日战争中，外省各界人士纷纷入川，白沙成为人才荟萃之地。每周末，名人纷至来校，或讲学，或演说，文幼章、冯玉祥、陈独秀、欧阳渐、梁漱溟、卢前、陈可忠、胡小石、蒋夏璁、台静农、劳君展、曹刍、魏建功、唐圭璋、曹靖华、程憬、萧公权、佘雪曼等人都曾是聚奎的座上宾。 罗昌一对记者说，三、四十年代，曾在聚奎就学的约万人，不少人来自省外各地。学生中多数散处各地，少数毕业后留在本地。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许多人成为各条战线的骨干，如：前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周光召，著名国画家张彩芹，书法家历史学家邓少琴，原国家女排主教练邓若曾，著名诗人、重庆大学创始人之一吴芳吉、舞蹈家郭明达、书法家周浩然等。 聚奎中学现在的校名就是由周光召所题，至今校园内保留着各种题刻近六十处，有于右任、陈独秀、冯玉祥、郭沫若、佘雪曼、李半黎、侯正荣，周光召等三十余位名人，名书法家的诗文、书法。 事实上，邓氏一家自邓石泉起，始终对兴学办学有着极大的热情和赤诚。罗昌一说，早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于聚奎学堂开办的同时，邓石泉就命其媳诸树德与外侄周茂章在白沙溜马岗筹办江津县第一所女子小学，名“邓氏私立新本女子学堂”，开启江津女子师范教育的先河。“新本”最先招收的学生多是邓氏及其亲戚的女童。后来学生范围逐渐扩大，由于当时省内女校极少，因此远道前来就学的也不少。辛亥元老熊克武便曾经从井研县（今属乐山市）送其妹来此入学。 而邓氏一家在邓石泉兴学办学、崇尚教育的思想教导下，几个儿子均成大器。老大邓鹤鸣，曾任湖北候补知府，素与湖广总督张之洞交好，被张之洞称为“四川四大才子之一”；老二邓鹤翔，曾任保路同志会江津支会会长。武昌起义爆发后，率众在白沙反正，民国建立后，首任江津县议会会长。老五邓鹤年（即邓蟾秋），实业家，一生秉承父亲邓石泉急公好义之性情，当属几兄弟当中的佼佼者（后文详述）；老六邓鹤丹（字缡仙），1904年赴日本留学，逢日本排华，于1905年回国协助办理聚奎，热心教育，先后捐资银元数十万以发展文化教育事业。1917年出任江津中学校长时，聂荣臻便曾是其学生。 大德必寿结名士 1942年5月，陈独秀在江津去世。 江津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阙洪玉向记者介绍说，陈独秀1938年7月2日避难到达重庆，8月3日转赴江津，1942年5月27日病逝于江津双石乡鹤山坪石墙院，在江津度过了将近四年时光。莅津后不久，陈独秀经人介绍结识了邓蟾秋，并在生活上得到其多方照顾，死后也是邓家出钱出地主持安葬。当时的陈独秀已经成为政治上的孤家寡人，邓氏一家的作为，确实具有古道热肠。 “先生灵柩于六月一日下午一时安葬于江津大西门外鼎山山麓之康庄。……先生之衣衾棺木与墓地安葬等身后大事，均承江津邓蟾秋及其侄公子邓燮康先生之全力赞助，始得备办齐全。邓氏叔侄之热肠，令人铭感！”何之瑜写的《陈独秀病逝始末记》中，对此曾有详细描述，“先生入葬后，芟芜易秽，竖碑砌道，莳花草、艺果树、敷布景物、差强人意，鼎山虎踞，几江龙蟠，岚光映耀，帆影出没，先生之灵，可以安矣。” 此时的邓家，邓石泉已作古，聚奎中学在邓蟾秋、邓鹤丹之后，交到邓燮康手里。中国古话说：富不及三代，泽不及五世。然而邓家却一直在兴办实业、立定脚跟的基础上，保持着长盛不衰，在白沙镇，乃至重庆大码头，声誉极高。 江津学者罗学蓬曾经撰文描述当时邓氏一家的状况。民国十二年，川战爆发。巴蜀大地炮火连天，尸骨遍野。川盐东运再度受阻，盐商竟相抛售，一时盐价暴跌，过去买一担盐的钱，竟能买到二三十担。众盐商血本亏尽，苦不堪言。此时，邓蟾秋与当年其父亲一样独具胆识，料定战乱难以持久，遂筹巨资收购百余船，囤积菜园坝长江边，盐船密集，黑压压绵延数里。此举当时惊动整个山城，都以为他神经出了问题，等着看他跳楼。孰料不久战事果然平息，交通复畅。邓蟾秋一声令下，百舸齐发，浩浩荡荡直出夔门，运往湘楚销售。仅此一项，使邓蟾秋成为重庆巨富。据罗昌一介绍，当时估计邓蟾秋的财富值逾百万银元。 虽然腰缠万贯，但邓蟾秋一直秉承父亲古训，一生为人正派，急公好义，其钱财多用于社会公益事业。《聚奎校史》一书中记录到，民国十五年，他向重庆基督教青年会捐银洋两万元，修建“蟾秋图书馆”。尔后又与邓燮康创办江津救济院，设立“石泉义仓”，赈济穷苦灾民。而对于聚奎学校，更是倾注了大量心血，而他留给子孙的，不过二十担租子的田业。“留给老婆的，也不过区区5000银元。”罗昌一说。 邓蟾秋有一句名言，“集财非难，散财实难，集而不散，用而不当，非道也；遗之子孙，资之作恶，尤非道也。”正是这种家风，深刻影响着邓氏家族几代人。早年与聂荣臻一道留学法国的邓矩方，捐地出资，与叔叔一起主持陈独秀葬礼的邓燮康，便是自邓石泉后邓家第三代当中的两位代表性人物。 据邓氏后辈向记者回忆，早在20世纪初叶，邓燮康的哥哥邓矩方就和聂荣臻一道前往法国勤工俭学，求索民族复兴之道。最后尽管一个选择了革命救国的道路，一个选择了实业救国的道路，却始终保持着牢固的友谊。“伯父回国之后，1927年在武汉，这两个好友畅谈通宵，伯父最终选择了工业救国的道路，1952年镇反运动，伯父受到不公正待遇，被送劳改。期满出狱后，聂帅出资接他去北京观光，并以个人的名义，向老友表示道歉。” 邓燮康早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市政系，其夫人胡道芬亦肄业于复旦。学成回来后，邓燮康继任聚奎学校的校长，学校在他手里得到进一步发展，成为了一所师资力量颇强的完中。 陈独秀流落江津之后，邓蟾秋仰慕陈独秀的人品学识，而陈独秀也很欣赏邓家良好的家风，于是互相往来密切。陈独秀在邓蟾秋七十寿辰时题写了一幅字“大德必寿”相赠，意即“有高尚品德的人一定会长寿”。 名门之后满英才 1949年12月31日，从宜昌出发的民协轮，穿过三峡的险滩激流，抵达此行的终点——西南重镇重庆。船舷上，站立着一位个头不算很高，却大眼睛高鼻梁的女兵，目光急切的向家乡眺望。她就是邓敬苏，邓燮康的长女。 邓家是一个以实业为重的家族，但抗日战争的爆发，划破了邓敬苏充满阳光色彩的童年。中学毕业后，邓敬苏考进金陵女子大学历史系，大学期间，邓敬苏最终选择了革命道路，1949年5月，邓敬苏参军入伍，同年9月分配到第二野战军文工团，成为刘邓麾下的文艺兵，1953年总政文工团成立，邓敬苏奉调进京，成为总政文工团的“元老”。 1960年，邓敬苏在话剧《三八线上》中扮演一个外国记者，演出时，群贤毕至，与演员合影留念，其中有大名鼎鼎的老舍、阳翰笙、梅兰芳、包尔汉等等。邓敬苏正好站在梅兰芳身后，梅兰芳老是回头打量，一再问她：你的鼻子是真的吗？ 聂荣臻元帅因为历史的渊源，知道她是留法同学、昔日好友邓矩方的后人，从此对她格外亲切。一次联欢会上，聂荣臻把邓敬苏带到周恩来面前介绍：总理，这是我们江津小老乡，我熟悉他的祖父一辈，又与他伯父邓矩方一起到法国勤工俭学，你就叫她邓娃吧，四川娃嘛！”自那以后，周恩来一到团里，就会问：邓娃在哪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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