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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津大公书店

2013-3-12 00:00| 发布者: 江津在线婷婷| 查看: 1854| 评论: 0

摘要: 抗日文化统一战线是抗日救亡运动的基础之一,南方局对此加强了领导。江津籍在重庆方面的漆鲁鱼、赵铭彝等,是重庆抗日文化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人和活跃分子。由著名记者、中共党员张西洛在江津开办的大公书店,就是在上 ...
  抗日文化统一战线是抗日救亡运动的基础之一,南方局对此加强了领导。江津籍在重庆方面的漆鲁鱼、赵铭彝等,是重庆抗日文化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人和活跃分子。由著名记者、中共党员张西洛在江津开办的大公书店,就是在上述人士建议下创办起来的,作为大后方抗日文化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大公书店为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张西洛,四川重庆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重庆《齐报》、《新民报》记者,《星期快报》副社长,成都《工商导报》采访主任。擅长撰写消息、通讯、人物访问记。1939年作为《新民报》记者同中央社、《扫荡报》记者一起,冲破种种障碍,到延安采访了毛泽东,写了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的重要文章,影响较大。在工人中进行文化教育和政治思想教育。抗日战争初期,漆鲁鱼领导的重庆救国会就派傅杰和张西洛为首的二十多人的抗日救亡宣传队,到北碚天府煤矿进行抗日救亡宣传。以后又在北碚组织了复旦大学、国立二中、兼善中学、育才学校等各大专院校和中学进步师生数百人,参加各种宣传队,宣传抗日救亡运动,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抗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到厂矿进行演戏、唱歌、演讲、义卖等活动,还组织过全区数千人参加的抗日救国大合唱,“打回老家去”,“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歌声响彻云霄。1941年“皖南事变”后,张西洛被列入黑名单,随时有被国民党特务逮捕的可能。是年秋天,张西洛接到疏散隐蔽通知,遂和江津籍党员肖林、杨知白商量去向,二人建议他到江津避难。张西洛参加革命的引路人是漆鲁鱼,赵铭彝也是他艺术上的志同道合者。有了这些关系,张西洛决定到江津。
           1941年11月,张西洛以帮助筹办《川南日报》为名,公开抵达江津。为了更好地掩护身份,杨知白给他开了介绍信,让他与江津县长罗宗文洽谈办报事宜。
           罗宗文1908年出生于四川乐山,1940年由永川调任为江津县长,开明廉洁,与地方的关系比较融洽,其时津沙文化区已经形成,许多知名人士客居江津,如陈独秀、高语罕、欧阳渐、凌铁奄、卢前等等,其中,卢前是罗的老师,罗与这些人关系密切,以年轻干练颇得口碑。罗宗文对张西洛以礼相待,决定将1939年由江津县政府创刊、民众教育馆编辑的三日刊《津报》,改为《江津日报》。1941年12月18日,《江津日报》正式出版,刊头由于佑任题写,内容和版式做了革新,报社设编辑、言论、经理3部。社长刁之鲜,经理张西洛,主笔涂志印,总编辑王野芹。报纸由江津大西门外的黎金茂印刷局承印,报纸营业部附设在该印刷局通泰街营业部,该营业部门面宽大,两家合用外尚有一半的剩余空间。经张西洛要求,党组织批准,利用营业部剩余空间,1942年初,开办了江津大公书店。
           1942年的江津城,虽属津沙文化区重心,图书销售业并不繁荣。当时县城只有两家规模不大的书店,没有出售进步书刊。另外在大什字有一家安徽流亡人士开办的拍卖行,附带零星销售一二种为国民党许可发行的杂志。大公书店开办起来后,由张西洛负总责,其妻子何惠一做兼职店员,她疏散来津后,在至德小学当教员。1943年春,李思源同志也疏散到江津,在大公书店当了3个月的“店员”。对于大公书店,党的企图是在文化人会聚的津沙文化区开辟一个宣传进步思想的阵地,为文化界人士开辟一个出版和展示成果的窗口,扩大抗日文化统一战线的影响。基于这样的指导思想,江津大公书店主要代销生活书店、新知书店和读书生活出版社这三家的书籍和刊物,也捎带卖一点其他书店的出版物。这些书刊,内容几乎是全新的。
           江津大公书店开张营业,就震动了津沙文化区。此前,江津看不见那样多的进步书刊的。一时间,进步知识分子纷至沓来,江津的国立九中、武昌艺专、国立体专、江津中学、几江女中、江津职中,以及白沙的众多学校的师生,成为书店的主流顾客。为了照顾贫困的流亡学生,书店实行开放销售,任随顾客翻阅。有许多流亡学生,无钱买书,成为书店的无偿阅读者。销售书籍的内容和敞开阅读的形式,引起了反动派的注意,重庆卫戍司令部稽查处江津稽查所的特务,也成为书店的“常客”,他们根本不买书,在书店转悠,监视着书店的顾客和书店的活动。
           1943年,江津大公书店为应付政治环境,在出版新书方面,出版了宋美龄记述西安事变的《西安半月记》。宋美龄以日记体的形式记录了西安事变。次年,抗日军兴,重庆的报刊纷纷连载此文,江津大公书店遂从一家报纸的连载上剪贴而成,予以出版发行。为了政治造势的需要,该书开篇载录了署名蒋中正的《引言》,全文如下:“去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之变,事起仓卒,震惊中枢,几摇国本。中正于二次入陕之先,即已察知东北军剿匪部队思想庞杂,言动岐异,且有勾通匪部、自由退却等种种复杂离奇之报告,甚至谓将有非常之密谋与变乱者。中正以国家统一,始基已具;且东北军痛心国难,处境特殊,悲愤所激,容不免有越轨之言论,如剀切诰谕,亦必能统一军心,使知国家利害之所在。同是黄、炎胄裔,患在不明国策,岂甘倒行逆施?中正身为统帅,教导有责,此身属于党国,安危更不容计。爰于十二月四日由洛入关,约集秦、陇剿匪诸将领,按日接见,咨询情况,指授机宜;告以剿匪已违最后五分钟成功之阶段,最以坚定勇往、迅赴事机之必要;又会集研究追剿方略,亲加阐示。虚心体察,实觉诸将领皆公忠体国,深明大义,绝不虑其有他。不料仓卒之间变生肘腋,躬蹈其危;推诚之念虽笃,虑患之智不周;此皆中正不德所致,于人何尤?此次事变,为我国民革命过程中一大顿挫: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二星期(至多一月内)可竟全功者,竟坐此变几全隳于一旦。而西北国防交通、经济建设,竭国家社会数年之心力,经营敷设,粗有规模,经此变乱,损失难计。欲使地方秩序、经济信用规复旧观,又决非咄嗟可办。质言之,建国进程,至少要后退三年,可痛至此!倡乱者同具良知,亦必自悔其轻妄之不可追赎也。自离陕回京以来,叠承中外人士,询问变乱当时躬历之情形,中正受党国付托,陷身危城之中,方自惭疚之不遏,何敢再有所陈述。即欲拥事纪实,已不能无挂漏之感,亦何以避免揭人之短与扬己自诩之嫌。叛部虽早已不视余为其上官,而余则不能不认为我之部属;部属之罪恶,实亦即余之罪恶;琐琐追述,又适以自增其愧怍。唯以诸同志及各方友好,均以不能明悉当时实情为缺憾,爰检取当时日记,就一身经历之状况与被难中之感想,略纪其概,以代口述。凡以志余谋国不臧与统率无方之罪而已。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二月。”该书是《西安半月记》在大后方最早印行的单行本之一,引言虽出于“戡乱”思想,但在利用这种政治造势的意义上,是不可回避的,使得特务不敢对江津大公书店轻易下手,使该书店在艰难的政治环境里,坚持开办到1946年秋。这在江津地下党的抗日文化统一战线中,是一成功的范例。
           当时,肖林同志受上级党组织的委派,和爱人王敏卿一道,回故乡江津开展地下财经工作。肖林的数十首新诗,由张西洛编辑,定名为《南山在生长着》,在江津大公书店出版发行了2000册。这是民主革命时期,江津党员在江津本土出版的唯一一部个人文学作品集,该诗集是弥足珍贵的文史资料,可惜已散佚无存了。
           同年,江津大公书店还在全国首次出版了王洛宾的《西北民歌选》。王洛宾是在三十年代末开始搜集整理中国西部少数民族民歌的,当时还没有其他汉族音乐家注意这顶工作。他1938年到兰州,从路过兰州的维吾尔族汽车司机那里学习,记录和整理了吐鲁番民歌《达坂城》。这是他一系列西部民歌的第一首。这第一首的完满成功,极大地鼓舞了王洛宾,使他终身与西部民歌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在兰州参加了“西北抗战剧团”和“血花剧团”的抗日宣传活动,在甘肃各地的宣传活动中,又收集整理了一些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的民歌,如在酒泉从一位维吾尔族小商贩那里学到了《掀起你的盖头来》、《喀什噶尔舞曲》、《青春舞曲》等,在民乐县到哈萨克族人中间记录了《流浪之歌》、《我等你到天明》、《羊群里躺着想念你的人》等。当时王洛宾还完全不懂少数民族语言,只能找一些初通汉语的少数民族朋友将歌词的大略意思翻译出来,由他根据意译的简单的几个词,发挥自己的想象力编配上汉语歌词,这种配歌的方法当然带有很大的主观性,同时也给了自己自由创作的广阔天地.这与一般意义上的“翻译”和“配歌”是两码事儿。1939年11月王洛宾到青海西宁,组织“青海抗日剧团”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在宣传过程中又接触到哈萨克族、蒙族、藏族等民间音乐,在西宁他向哈萨克族的歌手、冬不拉手学会了《黄昏里的炊烟》、《暮色苍茫》、《黑眼睛》等,又记录了维吾尔族民歌《阿拉木汉》、《半个月亮爬上来》、《依拉拉》等。王洛宾的搜集整理工作,不能得到认同。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他把自己汇编的一本油印民歌册子,交给了张西洛,这才通过江津大公书店的出版渠道,《西北民歌选》得以在江津出版面世,并逐渐唱响全国。三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初产生的这一批西部民歌,实在是一批高质量的艺术精品。它们以独特的艺术气质,以特殊的音阶调式,以纯朴热烈的音乐表达,以巨大的审美力量,为中国音乐的艺术宝库增添了一串闪闪发光的珍宝,一下子就获得了全国人民的喜爱,产生了轰动的艺术效应。从大的时代环境来说,三十年代末和四十年代初正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最为艰难的时期,当时中国的歌曲是以抗战为主题,以威武雄壮、慷慨激昂的音调为代表风格,是以《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歌》和《黄河大合唱》为标志的音乐时代。这批西部民歌与抗战时代强音形成明显的互映,这些都是纯情的民歌,大都以真挚的爱情为内容,人们诚挚地喜爱这些歌曲,这证明即使在战争年代,人们对音乐的喜爱仍然是多方面、多样化、多层次的。民歌的深层是民族精神,是民族气质,优秀的民歌与激发民族精神从根本上来说是不矛盾的。这正如王洛宾所说的:“民族语言本身即带有民族气质,在曲调中只要保留一点民族语言的线条及节奏,必然会反映出一定的民族气质。”在开发西部少数民族民间音乐宝库的过程中,王洛宾的工作在中国音乐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江津大公书店出版《西北民歌选》功不可没,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文化统一战线工作取得巨大成绩的的体现。
           1943年秋,重庆卫戍司令部稽查处派出特务,来江津抓捕共产党人,张西洛被列在抓捕的黑名单上。其时,张因病住在江津东门外大沙坝农村疗养,幸免于难。待疾病好转身体康复后,他秘密到了成都,江津大公书店由他的父亲接手经营,与《江津日报》营业部分离,书店由通泰门街搬迁到大什字,逐渐淡化了书店宣传进步思想的办店方向,得以维持至抗战胜利。1946年,张西洛父母由江津回重庆定居,江津大公书店也就关闭。张西洛到成都后,担任成都《工商导报》部采访主任、经理。1953年后,任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光明日报》社党派部、国内部副主任。1982年后任全国政协办公厅副主任、《人民政协报》社副总编辑。他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六、七、八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因病于1998年6月2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0岁。
     
                                                                                                                      ——摘自《中国共产党江津地方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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