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又称红一方面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1935年1月初，中央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部队进行休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拨正了革命航向，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为保卫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1月10日，红军第一军团攻占贵州桐梓县城后，林彪、聂荣臻、左权等派先头部队继续向新站、松坎、綦江方向推进。军团部派一师二团在团长龙振文、刘瑞龙和政委邓华的率领下，打散国民党松坎盐防军，于1月15日进驻綦江县羊角乡，扼守川黔交界的酒店垭关隘，监视川军和贵州盐防军的行动。1月21日，红军第一军团8000余人在周恩来、董必武、左权、朱瑞等领导下，从松坎出发，中午经过箭头垭，下午到达石壕镇。红二团也于同日到达石壕。红军在石壕驻扎两天后，经黎园坝向赤水进军。中央红军已抵达江津边境。 1935年1月28日，土城战役打响，这是红军长征途中的一场恶仗。遵义会议后，红军分三路向赤水河以东地区推进。毛泽东在向土城镇行军途中，见这一带道路两边皆是山谷，便同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蹉商，如果追兵孤军深入，红军可以在土城以东的青杠坡利用有利地形，集中优势兵力，围歼川军郭勋祺师，保障下一步顺利北渡长江。这场战斗是毛泽东提议而由红军总部决定的，以红三、五军团为主力。战斗打响后，川军遭到重创，但红军也出现了不少伤亡。经过连续几个小时激战，没有取得较大战果。后来从抓获的俘虏番号中才发现，原来的情报有误，敌军不是四个团六千多人，而是六个团一万多人。对川军的战斗力也估计不足，川军的后续部队又迅速赶到，形势对红军逐渐不利。红军总部立刻派陈赓、宋任穷率领军委纵队干部团上前增援，朱德总司令在亲临前线指挥。干部团在陈赓的指挥下猛打猛冲，稳住了阵脚。此时原已北上进攻赤水城的红一军团也回师增援，巩固了阵地。这一仗没有歼灭土城附近的川军，是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军事上首次遭遇的挫折。 土城战役使中央红军进入了江津境内。2005年7月27日，红军长征时留下的一份被珍藏70年之久的红军手迹在江津四面山林海村3社78岁的唐安华老人家中被发现。这份手迹共4张，每张长约23厘米，宽约12厘米。此手迹是在红军长征时期的1935年4月5日（新历还是旧历不详）留下的，其中3张（均为双面书写）手迹记载了1935年土城战役失败后，由陈赓、杨得志护送的7名伤员在江津四面山陶炳兴、唐树田两家接受救助的情况，手迹用流畅工整的毛笔楷书书写，纸张为皮纸，已经变黄、发黑，少部分已经破损，但绝大部分文字内容还清晰可辨。 首页内容为：“打倒蒋介石，消灭蒋匪帮，解放全中国，红一方面军土城（贵州）战役伤员，党小组组长廖永江三五年四月五日。”（转引时已将繁体字改为简体字，下同）。 正文第一页：“在飞鸽九凤山七名红军养伤治疗经过，在唐树田家人保存，组织查证，我们七名红军是：陈远明、吴贞和、廖永江、彭迁高、杨玉生、张光荣和周永和等。有四人是三军团、三人是一军团，都是一方面军战士。二月二十七日，土城战役激战一天一夜，我方伤亡严重，上级决定，大部队立即转移，上级指示伤员分头转到后方。组织上安排陈赓、杨得志□□们七人转到温水方向隐下来治伤。在温水碰到一个老乡，他有两个亲戚朋友在飞鸽洪海居住，老乡说到那边安全。陈、杨二人决定把八个老乡□□白天休息，行了两个晚上才到飞鸽（滩）子陶炳兴家。” 第二页和第三页：“在陶家休息了一天，陶开了一间火纸厂，组织上向他借了十吊铜钱。四月五日离走时没有钱还陶炳兴老人。组织上到陶老人家说明情况。陶当场相送，组织上再三感谢。去时在陶炳兴家住了一天，晚上就送我们到四川唐树田家，唐老人有个儿子叫唐安华，父子商量决定马上送我们到九凤山去找周和尚，这个师傅对人克（客）气，武术高强，学得一身医术，周和尚会医刀伤，周师傅要我们内服中草药，外用丹药，用神水清洗。晚上在庙内住宿，白天转到离庙子一华里路远的石岩寨子里，陈、杨首长说，这是个仙人岩，敌机轰炸进不来。唐父子每天换着给我们送水、送菜、送药。国民党到处抓捕红军，干部团的陈赓、杨得志同我们在庙里过了一个春节，唐父子给我们送来白酒、猪脚、汤圆、红□白豆腐。” 第四页：“过了春节，陈、杨就赶回部队，走时，陈、杨在山寨岩子里开了个会，七名战士中有四个党员，成立党小组，廖永江任组长。到四月五日，大多数同志伤也治好，组织决定返回部队，只有吴贞和同志伤还未好，组织决定把他留下医治，我们七人走时六十多天唐老人一文钱都不要我们□。陈、杨首长走时，每人带了一吊钱作路费，剩下的把买药钱除去，我们七人最后剩余不到四吊钱。四月五日晚，在唐老人家中，组织上请了陶炳兴老人来，共同吃饭、吃酒。凌晨分别走时，大家都掉泪哭了，吃酒时，我们七名战士都说一定回来看望唐、陶二位老人，组织上再三感谢。此文字依据留给唐老人保存，组织查证。” 第五页：“地址：洪海唐树田父子家中，党小组全体同志通过，组长廖永江，三五年四月五日晚。” 另外一页系8年后的1943年8月15日（农历），伤员中的吴贞和重返唐树田家时留下的吴在贵州温水的家庭地址，该页纸质薄而柔软，单面书写，内容为：“吴贞和地址：温水区五保一甲小地名娄底新店子 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五日中秋”。 唐安华对保护救治红军伤员的往事记忆清晰。当年他年仅8岁。７名伤员是在一个晚上被转移来的，自己和当保长的父亲商量后，当即将他们送到离家半个多小时路程的飞鸽九凤山一山洞隐藏。此后，自己就和父亲每天轮番给伤员送饭菜、送药。每天的送饭时间都是晚上1、2点左右，饭、菜和药藏在背篼的最下层，上边用草当掩护。当时没有电筒，又怕遭人发现，只好用杨石条偷偷照路。红军养好伤临走时，给他们留下了上述文字证据，叮嘱必须见到红军才能拿出来，要不然，全家就有遭杀头的危险。唐家父子从此将这段历史深埋于心，唐树田甚至独自将伤员留下的手迹悄悄收藏，直至去世也没有告诉任何人。 江津四面山红军手迹的发现，具有特殊重要意义。一是填补了位于川黔之交的江津红军活动空白。二是填补重庆市没有陈、杨二将活动的空白，弥补了二人的生平记录中均没有1935年记录的历史断档。通用的党史资料记载，杨得志1934年任红一军团第一师一团团长，参加了中央根据地历次反围剿。长征中率突击队强渡大渡河，为后续部队打基础。1936年杨得志任红一军团第一师副师长……中间缺失1935年的记录。陈赓1931年任红四方面军12师师长，1933年曾被捕，后被宋庆龄所救并赴中央苏区。1935年9月任陕甘支队13大队大队长。 1934年至1935年8月的情况为空白。手迹所留日期为1935年4月，据此分析，陈、杨二人因革命需要在江津四面山留下了足迹。 ——摘自《中国共产党江津地方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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