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9月20日，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创建于四川省江津县（现重庆市江津区）白沙镇，曾是国统区的最高女子学府。1946 年，迁往位于重庆九龙坡区的国立交通大学内迁校址（现址为四川美术学院黄桷坪校区）。1950年，国立女子师范学院与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师范相关系科）合并组建为西南师范学院（今西南大学）。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使得重庆一跃成为战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后，国立女子师范学院（以下简称“女师学院”）的建立和发展也得益于重庆城市地位的提高。有学者指出：“中国近代教育是近代中国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是随着中国近代政治、经济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的。”（1）那么，抗战时期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命运”与重庆的城市地位变迁之间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1937年，国民政府迁都重庆，重庆成了战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1940年，国民政府在江津建立了战时女子最高学府――国立女子师范学院。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随之，国民政府下令解散女师学院，之后又迁校九龙坡。女师学院的命运始终跟重庆在战时的城市地位息息相关。本文欲拟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试探究。 一、创建前的“孕育”关系（1937―1940）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重庆一跃成为战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地位得到提高。随着重庆城市地位的提高，为1940年女师学院的孕育及发展提供了很多优势条件。 第一、政策制度保障。我国的女子学校起源于清末外国传教士在中国通商口岸创办的教会女子学校。女子高等教育诞生于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推动了妇女解放，也有力地促进了女子教育的发展。女子高等教育从此正式拉开了序幕。1917年，中国自办第一所女子高等教育机构――北京女子师范学校高等部成立（1919年4月正式改组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2）1931年，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被并入北平师范大学后，全国就没有国立女子高等教育机构。 迁都重庆之后，国民政府相继出台一系列的政策法规，筹划“孕育”一所女子师范高等教育学校，以继承北京女师大之续。1938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要求“对师资之训练，应特别重视，而亟谋实施”。（3）1938年7月，教育部颁发了《师范学院规程》，其中对于女子教育的特别规定：“师范学院单独设立，或于大学中设置之，得分男女两部，并得筹设女子师范学院”（4）1939年3月，国民政府提出了“战时要当平时看”的办学方针作为抗战时期各级教育的方针，随后，按照此项办学方针，对抗战前的制度做了一些补充规定。其中，在《各级教育实施方案》中指出：“建议中等学校师资之训练，应视全国各省市之需要，于全国划分若干区，设立师范学院。”（5）作为国民政府的新都，以重庆为代表的大后方亟需建立一所高等女子师范学校。 第二、高校内迁，广聚人才和生源。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重庆成为了战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北京、上海等地的高校纷纷受到战火波及，损失惨重，（6）故大批内迁至战时陪都――重庆，内迁至此的高校有32所之多，加上战时新建的，共有39所（7），重庆成为了战时全国的教育中心。随着高校内迁，大批科研人才及学生随校迁渝，出现了内迁的“教师流”和“学生流”。国民政府为了稳定迁都后的社会秩序，解决内迁人口的工作、升学及生活问题也是迫在眉睫。 第三、经费保障。1891年重庆开埠与1937年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两大事件，促使了重庆经济中心地位的形成。重庆经济中心的形成是一个逐步完善、协调发展的过程，即商业――金融――交通――工业。（8）重庆的经济中心的发展，加速了城市近代化的进程，带动了重庆交通设施、教育环境、民众素养等发展和改善，为战时后方高等教育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重庆地区经济的发展，为国民政府兴办女师学院提供了经费保障。 二、发展中的“反哺”关系（1940―1946） 1940年4月，教育部令谢循初、陶玄、齐国梁为国立女子师范学院筹备委员，并以谢循初为筹备主任，开始紧锣密鼓的筹备工作。9月，教育部下令宣布女师学院正式成立；11月，女师学院正式开学。女师学院的诞生及发展为重庆陪都地位的巩固提供了智力支持，缓解和解决了一些社会问题。 首先，解决了战时沦陷区及大后方的升学问题。女师学院自成立之初，生源比较广，包含黑龙江、辽宁、河南、江西、海南、云南、贵州、西藏、新疆、港澳台等全国各地。随着战火的蔓延，国内大多数地区的学校停办或内迁，但内迁的高校较多，中学较少。许多适龄学生面临着严重的升学问题。女师学院的成立，吸收了大量战区生源。 其次，广纳贤才，聚力陪都教育建设。重庆陪都地位的确立，吸引着大批优秀人才内迁，这些使得女师学院的教职员队伍逐年壮大，建院初的1940年有教员27人，其中第一学期教授11人，第二学期15人；副教授2人，讲师4人，助教5人，职员36人。到抗战胜利后1946年学年度第一学期教师总数105人，其中教授34人，副教授28人，讲师23人，助教19人，特聘教员1人（特聘教员系部聘教授又称讲座教授）。（9）其中比较著名的教授有：台静农、管公度、孙逢祯、黄敬思、李儒勉、朱亦松、缪镇南、胡光炜、程乃颐、吴中俊、黄淑范、钱用和、陆尔昭、罗�、吴伯超、谢澄平、曹简禹、李霁野、许澄远、张安国、张维华、赵维藩、张东晓、肖文灿、袁炳南、何鲁、郑兰华、商承祚、钟稚琚、赖以庄、穆济波、王克仁、路春芳、华方雪、周雪孙、张志超、郑旺华、刘锦毅、段�人、蒋祥鹏、许可经、王怀瑾等。（10）此外，还聘请洋教授。民国三十五年一月，谢循初聘请加拿大籍Miss Goan Conlett为英语学系教授，每月供给薪俸国币440元整。（11）这些来院工作的专家学者，在学术上有极高的造诣。比如，于1940年曾任中文系主任的胡小石先生，是国民政府教育部第二批部聘教授；1944年任女师学院国文专修科教授兼主任的台静农先生，是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和书法家。等等。 这些人才的集聚，为陪都的教育贡献了力量。推动重庆科学研究的发展。早在1940年呈送教育部“三十学年度校务行政计划及进度表”中就说：“本学院倡导学术研究，教员课余从事研究或著作者甚多”。12在1942年1月22日呈报教育部《国立女子师范学院要览（民国三十年十二月编）》（13）中，将科学研究情况进行了一次总结，其中六项就是专门叙述国立女子师范学院的科学研究情况，还介绍了建校两年来教师的科研专题及其著作（14）。研究专题涉及课程教学、儿童心理学、高中教育等六大领域，正在编著、待出版、已出版的书籍共计54本（15）。学院成立两年里，便涌现处一大批科研著作：例如，谢循初译著《心理学》、《现代心理学派》、《行为心理学大意》；朱亦松著《社会学原理》、《社会政策》、《现代社会主要问题》；黄敬思著《学校调查》、《乡村教学》、《师范教育》；胡光炜著《中国文学史》。 最后，缓解战时“师荒”问题。教育乃国家的根本，战时亦尤其重要。1931年，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被并入北平师范大学后，全国就没有国立女子高等教育机构，女子高等教育中断了进程。女师学院的成立，延续了战前女子高等教育的火种。由于战时条件的限制，女师学院从1944年才开始有毕业生，具体毕业人数如下（16）：“第一届，1944年7月，共毕业学生71名；第二届，1945年7月，共毕业学生136名。学生毕业后，一般是分回原籍作中学实习教师，要服务一年以后，才能领到正式的毕业证书，当时也属全国分配，所以全国各省市都分配有国立女子师范学院的学生。”这个数字，在今天看来不足为道，但在当时却发挥了很大作用。 三、女师学院，陪都重庆的一个名片 女师学院从1940年创建到1946年迁校风波，她的命运跟重庆这座城市的命运息息相关。陪都地位的确立，让“女子高等教育”这一梦想在大后方得以实现；陪都地位的丧失，使得这所大学开始了新的发展途径。1946年，在女师学院要求迁校南京未果的情形下，南京国民政府下令将其留在四川，后来女师学院迁校九龙坡。1950年，与四川省立教育学院等改组为西南师范大学，2005年，与西南农业大学组建西南大学。 作为陪都重庆的名片，她代表了战时重庆的辉煌；作为陪都重庆的名片，她演绎了大后方在抗战时期的历史作用。如今，重庆成为直辖市，迈入了发展的新篇章；西南大学作为教育部直属的重点大学，蒸蒸日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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