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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学蓬:我的天堂之路(上)

2008-11-25 00:00| 发布者: 江津在线婷婷| 查看: 1060| 评论: 0|原作者: 罗学蓬

摘要: 我的天堂之路(一)   文/罗学蓬   我成了一名知青   1970年夏,18岁的我成了江津县龙门区梁家公社梁家大队第6生产队的一名社员。全队的男女老少都亲热地叫我“罗知青”。下乡插队,于我是求之不得的事 ...
 我的天堂之路(一)  
    
       文/罗学蓬  
    
       我成了一名知青  
    
      1970年夏,18岁的我成了江津县龙门区梁家公社梁家大队第6生产队的一名社员。全队的男女老少都亲热地叫我“罗知青”。下乡插队,于我是求之不得的事情。我那在公私合营前与人合伙开了家小照相馆的父亲,不明不白地被抬举成了个“内控资本家”。在城里,我活得极压抑。老人家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知识青年到那里是大有作为的 。”我不敢奢望大有作为,只图改变下下生存环境——当然,即使落魄如我者,也绝未真心实意地巴望在农村扎根开花过一辈子,下乡是必由之路,当知青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挣表现,蹦出去。招兵、招工、招生三道关,蹦进一道关就算修成正果。  
      队里照顾我,给我这个新手评了妇女中的最高工分,干一天7分,年底结算下来,折合人民币2角1分钱,买一包“朝阳桥”香烟还得添8分钱。钱虽少,我仍得拼命地干,因为我自知 “先天不足命不如人”,父辈非“红五类”,我只能屈居在“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之列,而这批入了另册的知哥知妹,要想上调回城简直是难以上青天。可即便如此,也还得一步一步地去攀——毕竟,人还得靠希望活着啊!  
      那时候,时兴群众推荐,我便努力去体会“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句最高指示的内在涵意。由此,我悟出了一个真谛:单靠埋头苦干不行,还得使巧,处事要巧,干活要巧。我那时不抽烟,但身上常备着一包1角2分一包的“春耕”,见了干部和在队里说得起话的人就恭敬地奉上一支。下班回屋,不忙着烧火煮饭,先挑着桶出去,给张家来上一挑,李家来上一担,脸上堆着永恒的微笑。效果十分明显,干活时,大家都帮着我。大队的干部有时来检查工作,众人也一片声夸我勤快巴适。这年春节前杀过年猪,我一口气吃了28家,尚余4家,有 3家因为太穷,杀不起过年猪,另一户姓周的人家是富农,他不敢请我。当然,即使请我我也不敢去的,这是一个价级立场的问题,半点也不能含糊。干活要巧并不是偷奸耍猾,而是卖力要卖在亮堂处,栽秧挞谷,犁田耙田,以乡下就算既苦又累又需技术的活路。我一个大小伙子拿的是妇女工分,却抢着去学干这类重活难活。而且,每当要犁耙大路边的水田时,我更是踊跃而上,扛着犁,牵上牛,见人便主动打招呼,好不得意。干活时,我打扮得破破烂烂而非不堪入目,一副艰苦朴素精神抖擞的样子。干着活路,眼睛却不时往大路上瞅,总希望公社、大队的领导路过时能看见我,给他们留下一个深刻的印像。遗憾的是,我的“阴谋诡计”几乎回回落空,望穿秋水,终不见伊人的倩影。  
      那年月,中国第一夫人抓文艺,抓得来全国只剩下了8个样板戏,报纸上电台里照样是“ 文艺界硕果累累,形势大好”。而基层的群众性文艺活动却出现了一种畸型的繁荣景像。为投上层所好,乡下的领导自然也把政治荣誉看得高于一切,全县各公社纷纷成立了宣传队,凡能吹拉弹唱的知青,一概被视为宝贝,宣传队倘去县里、地区每年一届的“文艺汇演”捧回奖牌,就算为公社挣了脸面。能进宣传队,成了每一个知青梦寐以求的事。想想,他们既能免除劳作之苦,还能从政治上捞它一票,如此美差,哪一个知青不眼红?  
      我很幸运,遇上了“上帝”,而且帮且我的“上帝”不止一个。二队的黄洁(现在重庆渝州大学任教、副教授)、三队的黎建新(现系重庆市委党校哲学系主任、副教授。)、九队的傅革新(现系江津市总工会干部)、新店大队的柯祥国(现在江津聚奎中学任教、高级教师),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都是红卫兵文艺宣传队的队员。傅革新的笛子吹得霸道,柯祥国的舞蹈编排在全县有名,黄洁的小提琴、黎建新的二胡,拉得也极出色。梁家公社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一成立,他们理所当然地成了队里的台柱子。  
      那时队里照顾我,安排我每天去公社担潲水,一去一回十多里地,上午一趟,下午一趟,到公社、卫生院、学校把潲水收进桶里,挑回队里往公猪圈里一倒就算完事。每次到了公社,我总爱去泡在宣传队里看他们 排练节目。我虽不是队中人,但彼此熟悉,在那里,我就认识了一个叫陈永昌(化名)的回乡青年,他身材匀称,长得舒舒气气,衣着了很整洁。回乡青年在农村也算不可多得的知识分子,所以他比较注重自己的形像。我注意到他的领扣、袖扣大热天里也是从不解开的,头发梳理得也很光生。他喜欢和队里的几根台柱子摆龙门阵,和我也摆。他看出我和宣传队里的几根台柱子都是好朋友,对我也就格外的热情。摆谈中,我发现他有意无意地想表明他和一般农民不同。他和黎建新是一个生产队的,一把二胡拉得吱吱嘎嘎叫,活像杀鸭子。我问过黎建新,他这二胡水平,咋个也进宣传队了。黎建新说,他是大队龙书记未上门的女婿,他有这个要求,你能不同意他来么?水平差点,人倒是不错的,勤快,对知青很巴结的。  
      某日,傅革新对我说:“学蓬,宣传队里缺跳舞的男生,你身材还可以,脸上雀斑虽很刺眼,上了妆,油彩一遮,形像也还过得去。来跳舞,干不干?”  
    这人的脾气躁,我是晓得的。他是宣传队的副队长,实际上的管事人,这话听似征求我的意见,说穿了就是我非参加不可。在梁家坝众多的知青里,傅革新算得个人物。他伯父傅汝霖,和聂荣臻、江泽明(非江总书记,如今聂帅故居纪念馆里还保存着一张他男扮女装与聂荣臻的合影)是江津中学的同班同学,后来又一起赴法国勤工俭学,归国后即参加了红军。聂荣臻天下闻名,江泽明解放后也曾任二机部的副部长。只可惜傅汝霖英年早逝,在红军中任副师长时战死于洪湖之役。他若死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想必也会去八宝山上占一个显著的位置。而傅革新,就是过继给傅汝霖遗孀的,所以解放后他成了革命先烈名正言顺的继承人。因了这原因,傅革新就明显地有着一种政治上的优越感。下乡前他大闹县武装部的事,在知青中也传为美谈。一段时间,正如同当代生活中曾“街上流行红裙子”一样,满城的小青年都以头戴黄军帽为时髦,外出解放军头上的帽子常常被人抓了就跑,笔者也曾数次成功地夜袭过解放军战士。  
    为了刹住这股歪风,县武装部长亲自带领一帮“群专”队员满街抓“黄帽子”。风声骤紧,红色恐怖之下不少小青年只好将心爱的黄军帽藏在家中,光着脑壳上街了。傅革新却“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戴着顶黄军帽操独市。一上街,就让“群专”队员撞上,一窝蜂拥上前去,将他抓进了县武装部。“群专”队员是专门养来专群众的政的,三天不打人手就发痒,傅革新撞上枪口,也免不了皮肉之苦。可他毕竟不是寻常百姓,在如狼似虎的“群专” 队员面前英勇不屈,声如雷霆般大吼:“好啊,你们这群臭虾子连我也敢打!你们晓不晓得我是哪个?叫你们的部长出来,老子要见他!”挨打的人比打人的人还凶,这倒是史无前例的稀奇事。“群专”队员全被镇住了。此人虽不像个领导,但气宇轩昂气焰嚣张,绝非普通百姓可比……想,莫不是把县革委主任的公子给打了?便惶惶然争先恐后地住了手,带他去见部长。进了部长办公室,傅革新掏出个小红本本往办公桌上猛地一拍,怒目注视着部长喝道:“你睁开眼睛看看,我是哪个?你们敢毒打残害革命先烈傅汝霖的后代,我看你咋个脱得了爪爪?”部长翻开红本本一看,吓了一大跳,赶忙请傅革新坐。傅革新不屑坐,傲气凛然地将部长连同“群专”队员们臭骂一顿,然后抓过自己的黄军帽,周周正正地带上,八面威风,扬长而去。  
    我和傅革新是校友,我是初67级的,他是高68级,因了这缘故,我们之间的关系便显得更亲密一些。当然,在许多方面都是我更加主动。  
    中秋节后不久,我去帮他挖自留地里的红苕。两人正挖着,他突然双手拄着锄把,脑壳戏剧性地往后一甩,高声大嗓地叫道:“天降大任于斯人矣,必先苦其心志,饿其体肤,劳其筋骨,空乏其身……”见他癫癫狂狂的样儿,我忍不住咧嘴一笑。铺革新陡地拿拿眼将我盯住,似要发火,不料,他这连声大叫,竟将旁边桉树稍头两只乌鸦惊起,聒噪着惶惶飞去。傅革新目送两只鸟儿在天边消失,似有所悟,脸色方变得和缓,以一种悲天悯人的神态语气喟叹道:“唉,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这一课恰巧我学过,禁不住脸皮发烫,却装聋卖傻地说道:“你好能干哟,种的红苕比我那那块自留地里的大得多哩!” 
    
       公社级“文艺大腕”  
    
      这时听傅革新说后,我欣喜若狂,可又想,自己啥也不会呀,便不好意思地说:“想当然想,可我从没跳过舞,连简谱都不识,咋个能上台?”  
      “上帝”们争相给我打气。  
      柯祥国说:“你来你来,跳舞么,我负责教你就是了。”  
      黎建新说:“教简谱就算我的了,只要你舍得下功夫,要不了一个月,我保证把你教会。”  
      黄洁也说:“来嘛,大家天天在一起,好耍。”  
      我还能拒绝么?这样,我就轻轻松松地进了公社宣传队。  
      负责舞蹈的柯祥国教起舞来严酷得毫无人性,每天早上6点,就准时把我们十几个男男女女赶起来练功,下腰、压腿、旋转、劈叉,还真是有点正规专业的样儿。压不下腿,他就拿扁担来帮着硬压,好多人一开始都被他整得上厕所都没法蹲。他把我当做重点培养对像,在我身上下的工夫最多,我吃的苦头也最大。我也算豁出去了,任他把我整得死去活来喊爹叫娘,我也硬着脑壳坚持下来了。凭柯祥国的的舞蹈水平,准能进地区文工团,只可惜身材矮矮墩墩像个腰鼓。他自小喜欢舞蹈,舞艺日进,身子长到1米52,却无论如何不肯再往上冲了,黎建新教我的简谱也一丝不苟,日复一日,每日两次,手拉着我的手,翻着《战地新歌》,击着拍一句一腔地教。连陈永昌有时也主动来对我进行简谱辅导。他肯定也看出我是个可造之材,用不了多久必将成为宣传队里挑大梁的人物,而他则可有可无。没用多长的时间,我跳舞巳有了模样,简谱也能凑合。而且,“上帝”们居然还发现我有副不错的嗓子。一次,他们说让我唱首歌试试。我想了想,说:“那就唱‘红星照我去战斗’。”大家便操起乐器,替我伴奏。过门一完,我麻着胆子唱起来:“小小竹排江中游,巍巍青山两岸走……” 一曲歌毕,竟把大家镇住了。  
 黎建新以掌击膝大叫道:“怎样?喂,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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