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天堂之路（一） 文／罗学蓬 我成了一名知青 1970年夏，18岁的我成了江津县龙门区梁家公社梁家大队第6生产队的一名社员。全队的男女老少都亲热地叫我“罗知青”。下乡插队，于我是求之不得的事情。我那在公私合营前与人合伙开了家小照相馆的父亲，不明不白地被抬举成了个“内控资本家”。在城里，我活得极压抑。老人家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知识青年到那里是大有作为的 。”我不敢奢望大有作为，只图改变下下生存环境——当然，即使落魄如我者，也绝未真心实意地巴望在农村扎根开花过一辈子，下乡是必由之路，当知青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挣表现，蹦出去。招兵、招工、招生三道关，蹦进一道关就算修成正果。 队里照顾我，给我这个新手评了妇女中的最高工分，干一天7分，年底结算下来，折合人民币2角1分钱，买一包“朝阳桥”香烟还得添8分钱。钱虽少，我仍得拼命地干，因为我自知 “先天不足命不如人”，父辈非“红五类”，我只能屈居在“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之列，而这批入了另册的知哥知妹，要想上调回城简直是难以上青天。可即便如此，也还得一步一步地去攀——毕竟，人还得靠希望活着啊！ 那时候，时兴群众推荐，我便努力去体会“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句最高指示的内在涵意。由此，我悟出了一个真谛：单靠埋头苦干不行，还得使巧，处事要巧，干活要巧。我那时不抽烟，但身上常备着一包1角2分一包的“春耕”，见了干部和在队里说得起话的人就恭敬地奉上一支。下班回屋，不忙着烧火煮饭，先挑着桶出去，给张家来上一挑，李家来上一担，脸上堆着永恒的微笑。效果十分明显，干活时，大家都帮着我。大队的干部有时来检查工作，众人也一片声夸我勤快巴适。这年春节前杀过年猪，我一口气吃了28家，尚余4家，有 3家因为太穷，杀不起过年猪，另一户姓周的人家是富农，他不敢请我。当然，即使请我我也不敢去的，这是一个价级立场的问题，半点也不能含糊。干活要巧并不是偷奸耍猾，而是卖力要卖在亮堂处，栽秧挞谷，犁田耙田，以乡下就算既苦又累又需技术的活路。我一个大小伙子拿的是妇女工分，却抢着去学干这类重活难活。而且，每当要犁耙大路边的水田时，我更是踊跃而上，扛着犁，牵上牛，见人便主动打招呼，好不得意。干活时，我打扮得破破烂烂而非不堪入目，一副艰苦朴素精神抖擞的样子。干着活路，眼睛却不时往大路上瞅，总希望公社、大队的领导路过时能看见我，给他们留下一个深刻的印像。遗憾的是，我的“阴谋诡计”几乎回回落空，望穿秋水，终不见伊人的倩影。 那年月，中国第一夫人抓文艺，抓得来全国只剩下了8个样板戏，报纸上电台里照样是“ 文艺界硕果累累，形势大好”。而基层的群众性文艺活动却出现了一种畸型的繁荣景像。为投上层所好，乡下的领导自然也把政治荣誉看得高于一切，全县各公社纷纷成立了宣传队，凡能吹拉弹唱的知青，一概被视为宝贝，宣传队倘去县里、地区每年一届的“文艺汇演”捧回奖牌，就算为公社挣了脸面。能进宣传队，成了每一个知青梦寐以求的事。想想，他们既能免除劳作之苦，还能从政治上捞它一票，如此美差，哪一个知青不眼红？ 我很幸运，遇上了“上帝”，而且帮且我的“上帝”不止一个。二队的黄洁（现在重庆渝州大学任教、副教授）、三队的黎建新（现系重庆市委党校哲学系主任、副教授。）、九队的傅革新（现系江津市总工会干部）、新店大队的柯祥国（现在江津聚奎中学任教、高级教师），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都是红卫兵文艺宣传队的队员。傅革新的笛子吹得霸道，柯祥国的舞蹈编排在全县有名，黄洁的小提琴、黎建新的二胡，拉得也极出色。梁家公社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一成立，他们理所当然地成了队里的台柱子。 那时队里照顾我，安排我每天去公社担潲水，一去一回十多里地，上午一趟，下午一趟，到公社、卫生院、学校把潲水收进桶里，挑回队里往公猪圈里一倒就算完事。每次到了公社，我总爱去泡在宣传队里看他们 排练节目。我虽不是队中人，但彼此熟悉，在那里，我就认识了一个叫陈永昌（化名）的回乡青年，他身材匀称，长得舒舒气气，衣着了很整洁。回乡青年在农村也算不可多得的知识分子，所以他比较注重自己的形像。我注意到他的领扣、袖扣大热天里也是从不解开的，头发梳理得也很光生。他喜欢和队里的几根台柱子摆龙门阵，和我也摆。他看出我和宣传队里的几根台柱子都是好朋友，对我也就格外的热情。摆谈中，我发现他有意无意地想表明他和一般农民不同。他和黎建新是一个生产队的，一把二胡拉得吱吱嘎嘎叫，活像杀鸭子。我问过黎建新，他这二胡水平，咋个也进宣传队了。黎建新说，他是大队龙书记未上门的女婿，他有这个要求，你能不同意他来么？水平差点，人倒是不错的，勤快，对知青很巴结的。 某日，傅革新对我说：“学蓬，宣传队里缺跳舞的男生，你身材还可以，脸上雀斑虽很刺眼，上了妆，油彩一遮，形像也还过得去。来跳舞，干不干？” 这人的脾气躁，我是晓得的。他是宣传队的副队长，实际上的管事人，这话听似征求我的意见，说穿了就是我非参加不可。在梁家坝众多的知青里，傅革新算得个人物。他伯父傅汝霖，和聂荣臻、江泽明（非江总书记，如今聂帅故居纪念馆里还保存着一张他男扮女装与聂荣臻的合影）是江津中学的同班同学，后来又一起赴法国勤工俭学，归国后即参加了红军。聂荣臻天下闻名，江泽明解放后也曾任二机部的副部长。只可惜傅汝霖英年早逝，在红军中任副师长时战死于洪湖之役。他若死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想必也会去八宝山上占一个显著的位置。而傅革新，就是过继给傅汝霖遗孀的，所以解放后他成了革命先烈名正言顺的继承人。因了这原因，傅革新就明显地有着一种政治上的优越感。下乡前他大闹县武装部的事，在知青中也传为美谈。一段时间，正如同当代生活中曾“街上流行红裙子”一样，满城的小青年都以头戴黄军帽为时髦，外出解放军头上的帽子常常被人抓了就跑，笔者也曾数次成功地夜袭过解放军战士。 为了刹住这股歪风，县武装部长亲自带领一帮“群专”队员满街抓“黄帽子”。风声骤紧，红色恐怖之下不少小青年只好将心爱的黄军帽藏在家中，光着脑壳上街了。傅革新却“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戴着顶黄军帽操独市。一上街，就让“群专”队员撞上，一窝蜂拥上前去，将他抓进了县武装部。“群专”队员是专门养来专群众的政的，三天不打人手就发痒，傅革新撞上枪口，也免不了皮肉之苦。可他毕竟不是寻常百姓，在如狼似虎的“群专” 队员面前英勇不屈，声如雷霆般大吼：“好啊，你们这群臭虾子连我也敢打！你们晓不晓得我是哪个？叫你们的部长出来，老子要见他！”挨打的人比打人的人还凶，这倒是史无前例的稀奇事。“群专”队员全被镇住了。此人虽不像个领导，但气宇轩昂气焰嚣张，绝非普通百姓可比……想，莫不是把县革委主任的公子给打了？便惶惶然争先恐后地住了手，带他去见部长。进了部长办公室，傅革新掏出个小红本本往办公桌上猛地一拍，怒目注视着部长喝道：“你睁开眼睛看看，我是哪个？你们敢毒打残害革命先烈傅汝霖的后代，我看你咋个脱得了爪爪？”部长翻开红本本一看，吓了一大跳，赶忙请傅革新坐。傅革新不屑坐，傲气凛然地将部长连同“群专”队员们臭骂一顿，然后抓过自己的黄军帽，周周正正地带上，八面威风，扬长而去。 我和傅革新是校友，我是初67级的，他是高68级，因了这缘故，我们之间的关系便显得更亲密一些。当然，在许多方面都是我更加主动。 中秋节后不久，我去帮他挖自留地里的红苕。两人正挖着，他突然双手拄着锄把，脑壳戏剧性地往后一甩，高声大嗓地叫道：“天降大任于斯人矣，必先苦其心志，饿其体肤，劳其筋骨，空乏其身……”见他癫癫狂狂的样儿，我忍不住咧嘴一笑。铺革新陡地拿拿眼将我盯住，似要发火，不料，他这连声大叫，竟将旁边桉树稍头两只乌鸦惊起，聒噪着惶惶飞去。傅革新目送两只鸟儿在天边消失，似有所悟，脸色方变得和缓，以一种悲天悯人的神态语气喟叹道：“唉，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这一课恰巧我学过，禁不住脸皮发烫，却装聋卖傻地说道：“你好能干哟，种的红苕比我那那块自留地里的大得多哩！” 公社级“文艺大腕” 这时听傅革新说后，我欣喜若狂，可又想，自己啥也不会呀，便不好意思地说：“想当然想，可我从没跳过舞，连简谱都不识，咋个能上台？” “上帝”们争相给我打气。 柯祥国说：“你来你来，跳舞么，我负责教你就是了。” 黎建新说：“教简谱就算我的了，只要你舍得下功夫，要不了一个月，我保证把你教会。” 黄洁也说：“来嘛，大家天天在一起，好耍。” 我还能拒绝么？这样，我就轻轻松松地进了公社宣传队。 负责舞蹈的柯祥国教起舞来严酷得毫无人性，每天早上6点，就准时把我们十几个男男女女赶起来练功，下腰、压腿、旋转、劈叉，还真是有点正规专业的样儿。压不下腿，他就拿扁担来帮着硬压，好多人一开始都被他整得上厕所都没法蹲。他把我当做重点培养对像，在我身上下的工夫最多，我吃的苦头也最大。我也算豁出去了，任他把我整得死去活来喊爹叫娘，我也硬着脑壳坚持下来了。凭柯祥国的的舞蹈水平，准能进地区文工团，只可惜身材矮矮墩墩像个腰鼓。他自小喜欢舞蹈，舞艺日进，身子长到1米52，却无论如何不肯再往上冲了，黎建新教我的简谱也一丝不苟，日复一日，每日两次，手拉着我的手，翻着《战地新歌》，击着拍一句一腔地教。连陈永昌有时也主动来对我进行简谱辅导。他肯定也看出我是个可造之材，用不了多久必将成为宣传队里挑大梁的人物，而他则可有可无。没用多长的时间，我跳舞巳有了模样，简谱也能凑合。而且，“上帝”们居然还发现我有副不错的嗓子。一次，他们说让我唱首歌试试。我想了想，说：“那就唱‘红星照我去战斗’。”大家便操起乐器，替我伴奏。过门一完，我麻着胆子唱起来：“小小竹排江中游，巍巍青山两岸走……” 一曲歌毕，竟把大家镇住了。 黎建新以掌击膝大叫道：“怎样？喂，我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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