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庞国翔 著名的白屋诗人吴芳吉先生在《几水歌》的第五首中写道：“几水真真好，津城处处娇，云山四面起，井屋一湾遥。顶塔端于弦上箭，风帆密似鸟处巢。清趣无尘嚣，来往杂渔樵。” 《几水歌》是诗人的代表作之一。诗中“顶塔端于弦上箭”，是指的江津县城和北岸的文风塔。 旧时，全国各地的文风塔很多。文风塔又叫文塔，也称“文峰塔”、“文笔塔”等，是14世纪以来道教风水学说与封建科考制度双重作用下的产物。修建文风塔，意在“补山水之形胜，助文风之盛兴”。旧时民俗认为：文风塔关系一地文风，科举时代，功名出自考试，各地方尤多以山川形胜，论文风之盛衰。山川若有缺陷，则建文风塔以相补益。因而各州府县邑，兴起建大小文风塔之风。 到民国时，江津有名的文风塔有三：一踞城南鼎山，其形较小，中实，俗名小塔；一屹立江津北岸高家坪，势极峥嵘，俗名中塔；一峙武城山（今长风厂医院塔坪路处），中有阶道盘旋而上，如入云霄，俗称大塔Ｌ烊涨謇适保埃褂橙虢蛳爻悄诘牧馓林校蕴涟豆壑灰豢杉纬伞傲馓了啊薄Ｕ庹恰都杆琛分械摹岸ニ擞谙疑霞钡拿枋觯宋刂惺ぞ爸弧? 小文风塔在城南的鼎山下，乾隆甲寅年（1794年）修建，光绪八年（1882）曾被蠹绅霸毁，后进行复修。此塔虽低小，但与文庙中的奎星阁遥相对望，形成一景，受人仰视。民国时此塔圮塌。 江津北岸高家坪处的文风塔最为雄壮。该文风塔兴建于清代乾隆年间，其兴建经过，江津县进士蹇滋善有记，记云：“风水之说，儒者弗道，而山川形胜，或有缺陷。古人陟巘降原，相度之祭，未尝不继之以人力。邑侯正万曾公，粹然儒者也。三莅津邑，造福于我津者至矣。而培植文风，尤三致意焉。乾隆丁酉岁，于圣庙落成之后，环视地脉，谓东南北三方稍陷，必大为培补，始足以崇礼势而壮黉宫。先于东门内建奎星阁，立著成效。侯曰未已也：鼎山之南，大江之北，当建两文塔。侯亲为卜地，诹吉兴工。曾侯以致仕回籍，未获竣事。后复致书于邑人，期在必成。然屡兴屡废，讫无成功。岁甲寅，余言于邑侯涂公，请公项若干，复募费重修，南塔先成。惟江北之塔，厥功甚距，费尤不赀，历数寒暑，而功始竣。制军孙补山先生，题其额曰：标建奎躔，自是而文风亦蒸蒸日上矣。是役也，曾公倡之，涂公继之，趋事者明经程诗钟、张光组，太学生何绣裳三君之力居多。捐赀以建碑亭者，则司马戴君登霄也。” 江津县人建文风塔，意在培补文风。但正如上记所云：“风水之说，儒者弗道。”而这三座文风塔，却在县人心目中有其重要地位，它不仅是江津当时的标志建筑，更是百姓心中重要的人文景观。 人生长在大自然环境中，山水风物，自然会使我们有心旷神怡之美感。高塔雄峙江岸，有如一个人挺然卓立。使我们极目所及，有若高举出的巨手。又凡从县中各场镇入城，或由长江上下游来城，人们首先看到这座高塔，油然生出“如归”的心情。尤其是远客的游子，当他看见高塔时，那心里的喜悦，是不可以言语形容的，不由自主地产生“几水真真好，津城处处娇”的感觉。 中塔和大塔，也有着坎坷的遭遇。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国民政府西迁重庆，重庆成为“陪都”。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自1939年起，日机即开始轰炸重庆，企图动摇国人抗战意志。江津居上游，是“陪都”的近郊县，空中离“陪都”的距离很近。初期日机是绕道江津轰炸主城重庆，后来日机以江津的文风塔为航标，往东飞向重庆主城上空实施轰炸。“陪都”防空司令部终于发现日机此条飞行路线，遂下令先将江津北岸的文风塔撤除。那时江津百姓是很不情愿的，但为了重庆主城的安全，不得不忍痛割爱，于是这有着200多年历史的文风塔，便在日机威协下被拆除了。据说拆除前几天，很多百姓前往游览，一些人还烧香跪拜。不久，武城山上的大塔也相继拆毁。 抗战胜利后，中国政府开始调查全国军民损失的情形，以便提请日本赔偿。国民政府颁布纲要，规定了调查范围。江津县百姓主张将两座拆毁的文风塔作为调查赔偿物之一。旨在希望得到应有的赔款，重建文风塔，以恢复这代表江津卓然挺立英姿的人文景观。但是，由于国民政府的腐败，加上他们急于打内战，调查后就是“泥牛入海无消息”了。 好在进士蹇滋善记中所说的“奎星阁”还在。奎星阁，又称魁星楼，是江津文庙建筑群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由县令曾受一和部分乡绅主持修建。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进行了培修。“奎星阁”与城南鼎山上的小文风塔相对望。它在科举时代是士子们“夺魁”的象征，很富声望。传闻修奎星阁后，县邑内教育昌盛，人才辈出。国民时城南鼎山侧的小塔圮塌后，奎星阁成了“孤立一人”。 在“文革”中，奎星阁也险遭厄运，幸当地党政和群众极力保护，才留了下来。不过由于城市的拓展和变迁，这个当年也属于众人瞩目的“奎星阁”被一片高楼大厦所掩藏起来…… 2010年，江津区开始“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江津北岸的高家坪文风塔遗址被列为“抗战遗址”，现在正在申报文保单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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