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欢镜听前传》1-4章，从江津火车站拾煤炭花的少年说起

江小仙

引子 先锋公墓
在一个暮色苍茫的傍晚时分，在重庆市江津区境内的先锋公墓，一个男人伫立在一座小小的坟堆前，默默到致哀。公墓修在一座半山腰上，在傍晚习习的山风中，不仅显得分外的肃穆，还显得分外的宁静。良久，那位男人按照中国人祭奠亡灵的风俗，点燃三炷香、两支烛，插到坟前，又燃上一堆冥纸。之后，他跪到坟前，双手合十，眼里的泪水禁不住哗哗地淌出来。“小夕，我看你来了。”那位男人就是本文主人翁欢镜听。坟墓里安息着的是一位年长他十五岁的忘年交：丁小夕。

第一章 江津火车站拾煤炭花的少年

这个故事要从一九六五年十二月说起。公元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一个寒冷的冬夜，在四川省永川县朱沱乡金翠村，欢镜听来到了人间。六岁那年，他迁居四川省江津县（现重庆市江津区）德感坝五里坡。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出身不好的父母挣扎在贫困线上，因此，他的降临并没给父母带来多少欢乐，反而增添了生活压力。在他童年的记忆里，在五里坡小学的山路上，白天上学时，他胸前挂着一个打着补丁的布书包，身后则背着猪草背篓。夜晚，他将书本挟在腰间，肩挑箩筐到成渝线上的江津火车站拾煤核——当地人叫煤炭花。那时候，成渝线上的火车以蒸汽机车为主，火车到达江津站，需要换煤、添水。从火车头里倒出来的炉渣中还有少许没有燃尽的煤炭花（煤核）可以废物利用。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省去一笔买燃料的钱，欢镜听常常是通宵达旦地守在江津火车站的月台上，倚着一根电线杆，借助电线杆上昏黄的路灯，一边看书一边守候着火车的到来。不知有多少次，他就在这种守候中，不知不觉地蜷缩在电线杆脚下，成为路灯下一堆黑色的影子。在当年的成渝线江津火车站，许多工作人员都认识这位身体单薄、满脸菜色的小男娃儿，说他勤快，说他刻苦，说他早熟。一传十，十传百，终于传进了一位在江津火车站旅社旁边开书店的中年男人的耳朵里。那位中年男人是一位缺了一条胳膊的残疾人。在一个寒风飕飕的子夜，那位欢镜听后来喊他大伯的中年男人来到月台上，他看到欢镜听屈着双腿坐在路灯下，膝盖上摊开一本书，人已经睡着了。一阵接一阵的寒风吹着他既长又脏的头发，嘴角挂着一丝冷涎。大伯长长地叹息道：“唉，这孩子，真是造孽（可怜）。”

叹息归叹息，但大伯当时就认定：凭着这份吃苦耐劳的精神，欢镜听将来会有出息。从此，欢镜听结束了露宿月台的日子，住进了那间小小的书店。若干年后，欢镜听将大伯和那间书店理解为他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他在大伯那间小小的书店里可以不花钱看书了。对于一个一分钱都可以派上大用场的贫民子弟来讲，这种机遇是多么难得。十三岁那年，他极其认真地对大伯说：“将来，我要当作家。”大伯抚摸着他的脸，信任地点点头，说：“欢镜听，我相信你。”

第二章 建筑小工的非流俗想法

因为家贫，欢镜听小小年纪便进入社会，独自承担起生活重担。他先是当扶夫（重庆人叫做棒棒），后到一家乡镇建筑公司属下的建筑工地打小工。同样的打小工，那时的小工与后来的小工比起来，辛苦的程度不知要沉重多少倍。当时，建筑工地上的机械化还不普及，很少有卷扬机、塔吊之类的施工机械，一砖一瓦，全靠小工们肩挑背扛地搬运上去。楼层有多高，小工就要将建筑材料搬到多高。精疲力竭之际，欢镜听常常将疲惫的身体放倒在砖堆上，仰望天宇深处的云卷云舒，做着许多未来的、在他人看来不切实际的梦。然而，就是在这样一段时期里，欢镜听练笔的许多习作，一首小诗、一段短文、某人生活细节，往往在这时忽然出现在他大脑里。灵感到来时，他顺手从身下的砖堆里抽出砖块，拾一枚铁钉，将这些诗句“写”到砖块上。在他近两年的小工生活里，在那些建筑物中，不知有多少砖头上刻着他的习作。

一九八三年，一天，欢镜听鼓足勇气将自己的习作——短篇小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业余作者》、短诗《草》投了出去。这是欢镜听人生的第二个转折点：因为这篇稿件，他未来的人生道路上出现了两个对他影响很大的中年男人。《几江文艺月报》是当时江津文化局主管、江津文化馆主办的一份内部发行小报，身为江津文化局创作办公室副主任的陈光楞先生是《几江文艺月报》的责任编辑。一天上午，他从大量的自然来稿中看到了欢镜听用圆珠笔写在学生作业本上的习作，从稚嫩的行文和粗疏的结构里，他看到了作者才华的火花。他急忙给作者写了一封信（当时，电讯远不如现今这样方便）。可是，信寄哪里？稿件上没有留下作者的地址，作者的艺名乘鹿耀显然是笔名。好在，信封上有单位名称。他试着给信封上的单位江津几江河建筑公司写了一封信，希望与作者本人取得联系。

因为这封信，便引出了另外一个人物：田子一。当年，不到四十岁的田子一还是一家乡镇建筑公司的经理。过去，田子一在各个建筑工地巡视期间，就偶尔听工地上的人们谈起过欢镜听，说他将什么诗啊字啊的刻在砖头上。他也见过欢镜听一面，印象中虽然是一个身材单薄的小青年，但苍白的脸上却有一双充满忧郁的大眼睛。因此，当陈光楞先生的信件寄到公司时，田子一立刻想到了欢镜听。

等到欢镜听的处女作——短篇小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业余作者》、短诗《草》在《几江文艺月报》一九八三年总第三期（报纸出版时间大约是一九八三年九月）同时发表时，他已经从建筑工地的苦海中跳了出来……

身为乡镇建筑公司经理的田子一将欢镜听调到机关的目的，无非是给一位爱好文学的青年换一个较为宽松的生活环境，提供有利于创作的条件——他在欢镜听身上看到了一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小青年自强不息的拚搏精神。

白天，欢镜听师从一位老技术员，跟他学习土建预（结）算。在一张又一张蓝色的图纸上，在那些横横竖竖的线条中，找出一根根不同型号的钢条、不同标号的混凝土、不同厚度的墙面层，再一项项、一笔笔地计算出来。这项工作，除开那些毫无生命力的线条，便是一串串枯燥的数字。按常情，欢镜听对这项工作应该感到很无奈。但是，他很珍惜田经理给他的这个机会。没有多久，他就能独立操作预（结）算项目了。然而，他不敢忘记田经理调他到机关的初衷；他更不敢忘记对江津火车站开书店的大伯的誓言：他要成为一名作家。晚上，等办公室的人走完后，他收拾好图纸，取出稿笺，开始进入他的文学世界。为了节省时间，他干脆将铺盖搬到办公室，四张办公桌拼到一起，便成了一张高低不平的硬板床。在这间办公室里，他的创作才华得到了《重庆日报》《现代作家》《青年作家》《特区文学》等报刊的认同，随着乘鹿耀、又上峰、鸣鸟、小草、蜀津人、夜行客等十余个笔名的亮相，他陆续成为重庆市作家协会、中国作家协会四川分会的会员。

第三章 泥泞路文学社撑起江津文学界半边天

一九八四年，冬季的一天，青年诗人木易来看望欢镜听。送别木易时，在江津火车站一间小饭店，欢镜听提议：我来牵头，团结几位文朋诗友成立一家民间文学社团，取名泥泞路文学社，如何？木易同意了。第二年，一九八五年春天，青年诗人两口、广龙、木子应邀加入，泥泞路文学社最初的五人核心团队就此成型。经过大家商议，推举发起人欢镜听任泥泞路文学社社长兼会刊《泥泞路》主编，木易任副社长兼副主编，刊名《泥泞路》请四川柴油机厂职工子弟学校教师木人林题写。后来，又有禾人、四大火、易雪今、又小草等文学爱好者陆续加入，增补禾人为《泥泞路》副主编。最初，泥泞路文学社每季度开展一次活动，坚持一年多后，由于会员们分散在江津各地，通讯和交通十分不便，改为半年一次。泥泞路文学社的影响越来越大，先后树立为江津县、重庆市的“典型”，先进事迹陆续在江津广播站、《重庆日报》《四川日报》等媒体上报道。一九八六年，重庆市文联史无前例地第一次以人民团体的名义邀请重庆市下辖九区十二县的文化局长、文化馆长到江津召开文化工作现场交流会，泥泞路文学社是唯一受邀参会的民间文学社团，欢镜听和木易作为先进代表出席会议。期间，欢镜听作了大会发言，发言材料由江津县文化局打印后分发给全体参会代表。次年即一九八七年，重庆市文化局、重庆市文联联合在重庆市沙坪坝区文化馆召开全市先进文学社团经验交流会，在各区县受邀的“典型”文学社团中，江津县只有泥泞路文学社一家，受邀代表仍旧是欢镜听和木易。

欢镜听的事迹引起了参会的两位领导——重庆市江北区文化局局长王明凯、重庆钢铁公司文联主席彭明羹的注意，他俩准备“特招”欢镜听到各自单位工作，无奈，在那个户籍制度森严壁垒的年代，欢镜听头戴一顶“农民草帽”成为无法逾越的障碍。一九八七年下半年，在江津县文化局的举荐下，共青团江津县委授予欢镜听“江津十佳优秀青年”称号，推举欢镜听为江津县第九届政协委员。同样在这一年，经共青团重庆市委和重庆市青年联合会的举荐，欢镜听与其他几位货真价实的优秀人才走进重庆电视台制作的专题片《一九八八——献给年轻的朋友们》。该片先在重庆电视台播出，继而又在中央电视台“九州方圆”栏目播出。一九八八年秋天，欢镜听在组织文学社活动的过程中，因为一连串的误会，一时冲动，年轻气盛的欢镜听擅自解除了禾人《泥泞路》副主编职务。虽然，欢镜听很快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大错误，可是，覆水难收，禾人气呼呼地离开泥泞路文学社……时至今日，回想往事，欢镜听依旧痛悔！

一九八九年——这一年，略具历史知识的人们称之为“不平凡的一年”，也有人称之为“多事之秋”，在大环境大气候影响下，泥泞路文学社停止了活动，从此，曾经闻名巴蜀的泥泞路文学社无疾而终了。——时光流转，十多年后，公元二○○三年八月十日，江津官方出面举办“欢镜听作品研讨会”。会议前一天，欢镜听拜望早已退休的原江津县文化局局长田兴农，田兴农对曾经闻名巴蜀的泥泞路文学社有过高度评价。他说：从一九八四年到一九八九年，这期间，泥泞路文学社开展的各项活动撑起了江津文学界的半边天，欢镜听、木易、两口、广龙、木子、禾人等人的文学作品相继在《特区文学》《昆仑》《现代作家》《青年作家》《星星》《儿童文学》《少年文艺》等文学期刊上发表，引领着那个历史时期江津文学界的时代风潮……

——时光流转，三十年后，重庆市江津区地方志办公室编纂、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于二○一五年五月公开出版发行《江津县志 1986—1992》，介绍了二十世纪一九八五年至一九九二年间发生在原四川省江津县各界的重要事件及主要人物，其中，对泥泞路文学社及其影响有专文介绍。

第四章 忘年交走进他的生活里

如果不是一位名叫丁小夕的男人进入欢镜听的生活，他或许就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成为一名出色的技术员和一名优秀的业余作家。在此之前，他从没想过自己有朝一日会冲向商界，在潮起潮落的商海中搏击滚滚红尘……就在欢镜听即将满十八岁那年，已经三十三岁的丁小夕走进了他的生活。

一九五一年，丁小夕出生在东北沈阳一个教育世家中。身为老师的父母对他的家教异常的严格。他曾对欢镜听说，在他童年的全部记忆里，最深刻的一件事是关于吃一个苹果的申请。那年他七岁，父母亲买了两个苹果放在家中，对他说：“想吃苹果，先写申请。”苹果的香味使他馋涎欲滴，但严格的家教是决不允许他未经同意偷吃的。他果真在作业本上认认真真地写下了申请书：爸爸、妈妈，我申请吃一个苹果。后来，全家人迁移到江津，父母亲在江津师范校教书，丁小夕则下乡到一个山区当知青。那段知青生活让他回味无穷的是，他成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台柱子——他在舞台上扮演
《白毛女》中的男主角王大春。多年后，他把王大春那一套腿功得意地表演给欢镜听看，并且非常自豪地说：“当年，在江津，没有谁能超过我。”

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时，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成为一名大学生。临近毕业时，父母亲在他身上严格施教的结果开始发挥作用了，他放弃了一个留在成都的绝好的机会，婉谢了成都军区某首长女儿的青睐，毅然返乡与小镇上的初恋情人完婚。如同他的父母一样，丁小夕也分到江津师范校拿起了教鞭。最先引起丁小夕注意的，并非欢镜听的创作才华，而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在一个乍暖还寒的初春，江津文化局组织全市的业余作者开会，非常幸运地，欢镜听与丁小夕同住一间招待所。一天晚上，大约十二点钟了，欢镜听忽然从被窝里跳出来，推醒了睡在另一张床上的丁小夕，轻声问：“丁老师，你跟招待所守大门的人熟不熟？”“我跟守大门的人不熟。”丁小夕答道，“但我跟所长很熟。”原来，当天晚上，欢镜听跟几位朋友相约到一家小酒馆喝酒。中途，不知因为什么原因，他们与小酒馆的老板—— 一对五十多岁的中年夫妇发生了争执。可能是喝了酒又仗着人多的缘故，欢镜听一怒之下将手中的酒碗扔到大街上摔碎了。现在，他清醒过来，深悔自己的过激行为，准备去给那对夫妇道歉。但，深更半夜，招待所是要锁大门的。

“你明天去，”丁小夕说，“老两口可能已睡了。”“不。”欢镜听固执地说，“他们就算睡了，我也要叫醒他们，要不然，我睡不着。”丁小夕只好翻身起床，穿好衣服，陪同欢镜听一起去那家小酒馆。好在，那家小酒馆的门还开着。老两口一人在洗碗，一人在清扫店堂，准备打烊了。老两口做梦都没想到，欢镜听会去给他们道歉，还要赔偿那只酒碗的损失，何况，这件事发生在一个寒风飕飕的深夜。不仅老两口感动，丁小夕也受了感动。若干年后，当他们回忆两人的忘年友谊时，丁小夕念念不忘的就是那个寒风飕飕的深夜，还有那间小酒馆昏黄的灯光。丁小夕说：“欢镜听，我俩虽然是因为文学而认识，但是，我俩后来能够成为忘年交却是因为那天深夜你的道歉。”

……
（未完待续，节选自《欢镜听前传》，作者欢镜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