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研究）与钟祖芬相关的江津清末“粮章案”揭秘‍

文化作文研究

与钟祖芬相关的江津清末“粮章案”揭秘‍
谭蘅君

公元1903年9月5日，江津举人张泰阶、禀生钟祖芬被抓捕，解押至成都科甲巷。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清末轰动四川的江津“粮章案”。钟祖芬在《上成都府雷太守》序里说：“时因邑绅控告粮章，列余有名遂为官毒，凭空内禀，提省收待质所，三年不讯，吁！暗无天日也。”（武公加其毒）饥莩盈涂，无人问叶公之政。（叶令倡其征）堂堂乎张也，（府主张）偏浸润肤受之得行。“武公加其毒”，武公指武文源。叶令，指1900年任江津县令的浙江仁和监生叶桂年。“叶令倡其征”，是说叶桂年开了征税坏头，武文源则变本加厉。而重庆府也不反对，温水煮青蛙，竟然就大行其道。“无人问叶公之政”，引了一个典故，叫“叶公问政”。公元前489年，63岁的孔子带着徒弟风尘仆仆“自蔡入叶”，见到了叶公。不错，就是好龙的那个叶公沈诸梁，当时镇守叶县，那时的平顶山市叶县人民政府属于蛮夷楚国管辖。叶公向孔子请教治理地方的良方。子曰：“近者悦，远者来”，意思是为政者首先要赢得民心，能让辖区的人爱戴、敬佩，让远方的人都来归附，那么这一方的治理就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这一为政思想让叶公很赞同。钟祖芬引此典故，是想表达武文源县长治理无方，不得人心，路上全是极其饥饿的县民。这个“粮章案”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一、电撤武文源，抓捕张和钟

唐冶泽，冯庆豪所写《重庆历代旱灾考略》有：“1900-1902，连续三年旱灾，全蜀共灾 70余州县。江津：旱。”[1]民国版《江津县志·荒政》记载：“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江津旱灾，赈款十余万金，邑令叶桂年奉发帑款三千金，并捐银二百倡募。动用仓谷，如前法，共如上数。”县令叶桂年亲捐二百两银子，带头倡导募捐，得赈款十多万两。赈灾捐款，叶县长并非始作俑者，这是清末的一项制度。但因为连续旱灾三年始于叶桂年上任之时，所以钟祖芬认定他是“倡其征”者。虽然捐出二百两银子，最后还是被骂，叶县长肯定很闹心。这也是官和民在思维上的区别和隔膜。1902年江津大旱，江津知县武文源奉饬承办江津县外的两处赈灾，这注定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本县也是受灾区域，还要捐赈外地。果不其然，不久，举人张泰阶联络士绅上告其“篡改粮章”，钟云舫参与草拟诉状并署名其上，经四川总督岑春煊受理，武文源被电革其职。这就是轰动四川的“粮章案”。什么是粮章呢？当代人早已不清楚了。普及一下：粮章是朝廷拟定的征粮的规章，因时因地会有所调整，但调整权在户部，知县无权私自调整，谁调整谁就会被问责，所以乡绅一控告武文源，马上被撤职。作为县令来说，对“篡改粮章”的罪责应该非常清楚，他敢不敢想是一回事，是否敢做则是另一回事。但既有举人控告，并被贬官，说明征收数目上肯定有问题。那么后来却变成了诬告，是怎么回事呢？据庞国翔《联圣钟云舫民间故事》载：“光绪二十八年，江津百姓在钟云舫、张泰阶的主张下，签名参诉知县在干旱之年篡改粮章，加征加收之事。川督岑春煊将江津知县弹劾。”“光绪二十九年至三十二年（1903—1906 年）钟云舫在成都提刑按察使待质所被羁押时，‘同犯’举人张泰阶因以银两行贿被释放。”这就出现矛盾：如果控告属实，应该嘉奖，为何反而被抓捕？这说明江津“粮章案”，有可能是举人张泰阶藏私，另有隐情，拉钟祖芬一起作了垫背。所以钟祖芬在“粮章案”上一直觉得自己罪名不大，只是从犯而已。
二、赈灾：适度加重地方负担‍

张泰阶等乡绅对武文源的控告，该怎么理解呢？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推理：一是清末税收制度，可能与赈灾有关。二是《江津县志》记载的“捐输”问题。清代四川田赋相对较轻，有“川省田赋之轻甲于天下”的说法。但这种局面在晚清发生逆转。咸丰军兴以后，四川从“受协”省份变为“承协”省份，各种负担以“捐输”的名义纷至沓来。各地新政及各种灾害，使财政左支右绌，“曰学堂，曰警察，曰公益，曰善举”[2]。光绪十一年（1885年），库伦办事大臣桂祥在所上奏折中，直接以“开源节流，就地筹款”为题上奏。随着时间的推移，杂税杂捐作为“就地筹款”的主干，在地方财政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光绪二十年（1894年），两江总督刘坤一在奏折题名中，甚至直接用了“就地筹捐”的字样。[3]地方上有了“税权”，县令们可以奉文办理，以解决财政问题。《江津县志·津捐》就记录了江津常捐和新捐的来历和数量。从赈灾来看，武文源的赈灾有两次：《江津县志·荒政》：1902年川北水灾九十余属，“捐银一万零四百八十余两，武文源奉文饬办赈捐，并办塔捐申解，共如上数。”1903年山东水灾，他又“奉文饬办赈捐筹解，赈款一万零六百余两。”武文源江津任上仅仅一年，连续两次“奉文饬办赈捐”，一次省内，一次省外，肯定有加重江津地方税赋的成分，何况江津还是受旱灾地区。这种背景下，张泰阶主导，钟云舫签字的“倒武”行动，自然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支持，更何况他们弹劾的罪名是“篡改粮章”，这是大罪，内含贪污榨民元素。所以四川总督岑春煊迅速将武文源撤职。武文源肯定不服，经过上诉调查，张泰阶的“粮章案”是诬告，他自己进了监狱。钟祖芬受牵连，除此之外，他还有煽动播乱等违犯清朝法律的行为，被一同抓捕到成都待质所。
三、捐输：川督岑春煊设局‍

从“捐输”来看，民国版《江津县志·津捐》记录了这样一段文字：“光绪二十九年，川督岑春煊委员邓维琪，会同武令文源，就是年按粮议派捐输收法，通盘合算，明定章程，册报津捐收入，尚节存市平银八千三百七十两零。奉文令解送。嗣经历任详请，光绪三十三年始奉川督赵尔巽批令，藩司议覆欠解二十九、三十、三十一等年分津捐节余银两，委系短欠在民，所称武令原报，并未开除滥粮，尚系实情，似不如略予通融，姑准豁免。除滥粮仍饬随时清查，尽征尽解外，此次认照三十一年解数五千两零，应饬照二十九年解数五千六百余两，从宽核定，从本年起，嗣后每年饬解节存银六干两，以为定案，以后不准再行藉词短绌，按此饬解节存银两，皆由积弊相沿，当事者故意浮派以为侵蚀地步，一经发觉便成众累，而当事者也丧失名誉，究何益哉？大宪不予豁免而饬照解，亦过甚矣！”


图注：民国版《江津县志·卷五·津捐》记载武文源捐输事件。
“开除滥粮”，指排除掉数量多且质量差的粮食。武文源的原报中已说明并未排除这种量大质量差的“滥粮”。经布政使“奉川督赵尔巽批令”审查，确为实情。如果排除掉，那么“按粮议派捐输”的数量，肯定要少很多。整段换成白话解说，就是武文源受了点委屈。光绪二十九年，川督岑春煊、委派大员邓维琪（注：民国《江津县志》白话版，将此翻译为“委员邓维琪”，应该是委派重要人员的意思），会同县令武文源确定了江津的捐输数量，合计8370两。这个数目明显超标（未排除“滥粮”）。所以后来历任县令都发现这个问题。光绪三十三年川督赵尔巽要求布政使（相当于省长）审查，论议并答覆。审查结论是：武文源任职的光绪二十九年，津捐节余银两，确实是百姓欠缴，认为武文源原报尚属实情，应该通融，姑准豁免。此次认照光绪二十九年解数为5600两（原数量超标33%）。并从三十三年起，江津每年命解节存银6000两，以为定案。叙述事实之后，《县志》开启了议论：出现这种情况，都是积弊所至，当事者浮派以致侵蚀，一经发现，便连累众人，而当事者也丧失名誉。关键是岑总督（大宪）不给予豁免而让县令奉文照办，这太过分了！这是否是民国版《江津县志》在为武文源鸣不平？总督岑春煊藏私，浮派收款，夸饰政绩，超标确定江津的捐输数量，这可能成为侵蚀公款的一种手段，结果县令们只好奉文照办，“奉文令解送”。所以，一旦有乡绅举人士子上告，岑春煊怕惹祸上身，电撤武文源职务，把责任全部推给下属，致使武文源“丧失名誉”。他却无一丝损害。数千年来，这种组局的官员不在少数。

四、不识真凶，误种仇恨

没有做过官的钟祖芬不懂官场黑暗，一见岑春煊电撤武文源县长之职，顿时感恩涕零，大呼清官。光绪29年(1903年)3月，钟祖芬为岑春煊一夜写成《送岑大帅移督两广》长诗和《送岑大帅移节两广》长联，并代表县人乘小船登上官船，躬腰而进，亲赠长诗和楹联致谢。124字的长联对岑春煊大唱赞歌：“嗟哉！天何远，地何遥，留不得一座德星，只恨西川无福命。仙有灵，佛有验，庶或悔九重初诏，迅从东粤转恩纶。”长诗更是肉麻，先不谈为岑春煊出场铺垫的四川官场之黑暗，不妨读一组排比：“樵牧闻公来，挥斧扬其眉。商贾闻公来，挽输摇其旗。妇孺闻公来，襦袴思其迟。髦士闻公来，《采菽》征其词。果然诸葛有先声，旌旗未到贼先平。”是不是有点写美女秦罗敷的味道？岑春煊是官场秦罗敷，才华美德不可言说。然后是流泪谢恩：“须臾雾扫天地清，使君活我涕纵横。从此川民感再生，祝公万代伊傅齐勋名。”没有岑大帅，四川人民都活不下去了。墨笔再挥，赞其才能威名：“公之才天惎（教导）之，公之名人詟（惧怕)之。五洲危局一手持，九鼎神奸一目窥。乱绪之理麻与丝，惟公精神足以支。星罗百五十州县，耳目所寄难为欺。”这还够，还要赞美其先人：“公之先人功在蜀，至今遗墓巍然出。公之来此岂非天，都道川民今有福。倘教借寇一年余，已扩宏纲恢钜目。何意跳梁蔓粤中，朝廷事急则思公。诏书迫切催上道，满蜀皆留未竟功。”最后一边表达惜别意，一边再唱赞歌：“夺我一座台星去，直使贪婪运再通。嗟嗟！来何暮？去何速？我有枳棘为公伐！我有蟊贼为公逐。两粤何修得公督，两川何罪失公牧。江草芊芊江水绿，迎公迎公空仆仆。欲挽天恩天不能，百万生民惟有哭。生民有泪江为倾，况我有冤欲诉何为情？请公过峡听猿唳，即我巴人恨别声。”[4]




图注：《钟云舫诗文选注》中的《送岑大帅移督两广》长诗。
“性刚简不谀”的钟祖芬，完全变了性格，比之唐诗宋词里的酬唱应和，更多几分阿谀之态，直白之媚。至少李白、杜甫、孟浩然等人与官员的唱和诗里，绝无此种流涕颂赞的耿直之谄。孟浩然对张九龄丞相只是含蓄表达“徒有羡鱼情”，语言委婉而清丽。李白则有傲骨，怒怼渝州刺史李邕：“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少年”，直说我的未来不可限量，不要用你现在的地位轻视我。求职荆州长史韩朝宗仍旧昂着头颅：“愿君侯不以富贵而骄之、寒贱而忽之，则三千之中有毛遂，使白得颖脱而出，即其人焉。”即使王维这样的官员诗人，对张九龄也只是行大礼：“贱子跪自陈：可为帐下不？”“苦大仇深”的杜甫，最多向行军司马田梁丘喊话：“麾下赖君才并入，独能无意向渔樵?”56岁仍然还是禀生的钟祖芬，见了川督早已忘记了历史上文人的傲骨精神，这说明清末知识分子已经失去了唐宋文人的独立人格与气节。最爽的是岑春煊，坐在过江津的官船上，读着精美的吹捧，心满意足，大笑而去，身后留下一船碎波。无论是赈灾，还是捐输，都不应让武文源包揽全部责任。而官场小白钟祖芬将自己的全部灾难都推到武文源头上，恩恩怨怨委实难以说清。武文源作为总督岑春煊棋盘上的牺牲品，本身就是悲剧人物，大员邓维琪亲临江津，商议“津捐收入”，武文源绝对没有多少话语权，基本是按邓维琪的话办，而邓自然代表岑总督的意思，他只是一枚棋子。再加上张泰阶的诬告和钟祖芬的仇恨，确实也承受了一些不白之冤。换一个角度，钟祖芬憎恨武文源县长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并不充分，大力歌颂岑春煊同样缺乏智慧和风骨，无论从公还是从私，都有些偏激。

2024年2月19日星期一，江津书房。

注释：[1] 唐冶泽，冯庆豪.重庆历代旱灾考略【J】.重庆历史与文化，2006（02）：44.[2] 陈锋主编.晚清财政说明书（第9册：福建财政说明书·杂捐类沿革利弊说明书）【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5：736页.[3] (清)刘坤一:《为饷需紧要，谨拟就地筹捐，以资接济事》(光绪二十年十月十五日，《朱批奏折》，档案号:04-01-35-0700-03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4] 敖依昌、谭大梁、黄中模.钟云舫诗文选注【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93-94.